沒有參加組織是吃虧，參加組織就不吃虧嗎？在這本書中，趙儷生還提到一些大人物，比如姚依林、榮高棠、牛佩琮、牛蔭冠、韓鈞、趙宗複等。與前二人相比，後幾位在文化界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他們是犧盟會和決死隊的領導人物，當年我父親因為與他們共過事，所以“文革”期間前來外調的特別多。父親忙不過來，讓我幫助抄寫證明材料，使我對這些名字比較熟悉，也比較注意。與證明材料相比，趙先生寫的那些事例自然要生動得多。在這裏，我想談談牛蔭冠。牛出生於山西興縣蔡家崖一個大地主家庭，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比趙儷生高一級。在“一二·九”運動中，他因為表現積極而加入組織。1936年，再過一年就要畢業的牛蔭冠受組織委派，率先回到山西，成為犧盟總會的主要負責人。十二月事變（即晉西事變）後，他一直在晉綏邊區負責財貿工作。他父親牛友蘭在抗日戰爭中做了些好事，被視為開明紳士。可是到了土改的時候，不知是為了邀功還是追於無奈，作為工作組組長的牛蔭冠居然召開“鬥牛大會”。他坐在台上，他父親跪在台下。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結構耐人尋味。全書以政權的更替為界分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籬槿堂自敘》，從第一章《鄉土和身世》，寫到第九章《華北大學》，相對完整地回憶了作者前半生的經曆；第二部分是幾篇回憶錄，斷斷續續地寫了與作者後半生有關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幾萬言的回憶錄在結構上居然不能統一，令人不可思議。我想，以趙儷生之“儒雅”，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或難言之苦，是不會這樣的。
199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