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是如實反映的，卻不唯沒有獲得賈珍一點同情，反而被賈珍臭罵一頓，說他“打擂台”，還惡狠狠地斥他：“不和你們要，找誰去要！”
曹雪芹已經朦朦朧朧地意識到，整個貴族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的生活，就是建立在那些一年四季脊背朝天，在地主的土地上當牛做馬，流血流汗，卻無法活命的廣大農民的肩膀上的。一旦這些農民的肩膀再也負擔承受不動了，他們就隻有鋌而走險去做盜匪一條路，官逼民反啊！
他借書中人甄士隱之口說：“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恐怕這正是作家對大清朝局大廈將傾的預感。
經過一次次的修改，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不可調和的鬥爭這條暗線更加分明了。《紅樓夢》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末世的一麵鏡子，在客觀上確實反映出了深刻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
曹雪芹在鄉村的生活除了寫書之外，還有與塾師張宜泉的相識、結誼。這份友情給曹雪芹山村清居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樂趣與慰藉。
張宜泉生於1720年，卒於1770年，內務府漢軍旗人，比曹雪芹約小5歲。他自言“先世曾累受國恩”，祖上曾因戰功授勳，但後來不明因為何故敗落了。足見他也是一個破落戶飄零子弟。
宜泉13歲喪父，沒過幾年，母親也死去，繼而遭到哥哥嫂嫂的虐待，被迫分居離開了家。好在他念過書，流落到西郊來，便在農村私塾裏謀得個塾師職務。他嗜酒好飲，詩也寫得出色，留有詩集《春柳堂詩稿》。
他在詩稿自序裏感歎身世說：“家門不幸，書劍飄零，三十年來，百無一就。”這跟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作者自雲”所說的“半生潦倒，一技無成”，正是一樣的口氣。
張宜泉也是一個傲骨嶙峋、放浪不羈的人。他與曹雪芹的身世際遇有相似處，又都有著憤世嫉俗、傲世傲物的情懷，所以，一經相識，便一見如故，成了交往密切的朋友。
有時候曹雪芹來訪他，有時候他又去訪曹雪芹，兩人便“破灶添新火，春燈剪細花”，對飲暢敘，通宵達旦。兩人要是有幾天不見麵，就會有如隔三秋的思念，企盼著“何當常聚會，促膝話新詩”。
他們的交誼紐帶，正在於能常聚會，得以有暢意抒懷的詩歌唱和。隻可惜曹雪芹的詩沒留存下來，我們隻能從張宜泉的詩篇裏，覓尋些蹤跡了。《春柳堂詩稿》存有一首題為《題芹溪居士》的七律，對曹雪芹作了熱情稱讚。
愛將筆墨逞風流，結廬西郊別樣幽。
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
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
借問古來誰得似？野心應被白雲留。
曹雪芹結廬西郊，貧賤自守，以詩畫著述為樂事，張宜泉的詩描繪得多麼真切生動。
“羹調”、“苑召”用李白和閻立本二人的典故。李白號青蓮居士，唐玄宗召他為翰林學士，曾“以七寶床賜食，禦手調羹以飯之”，初時甚得玄宗歡心。
閻立本為唐代宮廷畫家。有一回，唐太宗召他為宮廷畫花鳥，他急得汗流浹背，回家後深感慚愧，告誡兒子說：“勿習此末技！”張宜泉借用這兩個典故，意在稱讚曹雪芹有骨氣，寧受窮，也決不去做那種供皇上役使的禦用文人、禦用畫家。由此還讓我們知道了一件事，曹雪芹遷居西山後，大約曾有人向宮廷畫苑舉薦過他，被他拒絕了。
飲酒唱和之餘，他們談得最多、也最投契的，恐怕還是時世。翻閱《春柳堂詩稿》，張宜泉筆下竟然數次跳出諸如“莫厭飛觴樂，於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謳漢家”等這樣直言不諱諷怨當時貴族統治者的詩句。這與曹雪芹在《紅樓夢》裏借秦漢而諷喻當朝的思想感情，又是多麼驚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