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這種渾厚的理學氛圍對曾國藩的影響非常大，另外曾國藩的不少好友，例如左宗棠、羅澤南、郭嵩燾、劉蓉等都是在湖南接受的傳統教育，共同的生長環境，共同的文化氣氛，造就了他們在思想道德、人倫價值方麵的認同感，這也是後來他們能夠同心協力辦好湘軍的一個重要因素。曾國藩對於這一點也非常肯定，在他看來，社會風氣的轉變，要有幾個中心人物，由這幾個中心人物作為垂範，社會風尚才會慢慢好起來。
千古以來的無數事實證明，社會風氣的好壞跟賢哲的垂範有關，榜樣的力量再借助國家權威的強化，往往很容易成為普通民眾的楷模。聯係到他自己貢獻了大半生精力的湘軍，他更是深有體會，如果不是他和一幫朋友堅決地豎起忠義的大旗，創辦湘軍，就根本不會取得鎮壓太平天國的勝利。
1860年以後，封建王朝的統治危機進一步加深，內外交困的局麵使統治階級頭痛不已。曾國藩作為受儒學倫理教育的知識分子，理所當然地把維護君主統治當作自己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正是從這種道德榜樣的理論出發，曾國藩強調要加強對官吏“忠義”的教育與培養。
曾國藩在剛剛開始在京擔任官員時，就對當時的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當時的曾國藩初出茅廬，社會影響力太小，因此沒有受到什麼重視。後來曾國藩奉朝廷的命令，興辦團練，組織湘軍，逐漸擁有了軍事大權，其理論才開始有了實踐的渠道。
在曾國藩周圍，有著為數眾多的受過傳統封建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和曾國藩都致力於為國家培養忠義之才，他們對於清政府來說，就像是一粒粒種子，在不斷地傳播著封建倫理，不斷地培育出為國盡忠的將帥之才。
當然，曾國藩的“忠”基本上局限在非理性的範圍內，也就是所謂的“愚忠”。曾國藩自己也是這樣評價自己的。1863年初，曾國藩在給自己死去的弟弟作墓誌銘時，思考了一個晚上，還是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反而想出了一副挽聯：
大地幹戈十二年，舉室皆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
諸兄離散三千裏，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
這副挽聯，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曾國藩一家人為維護清政府的統治而立下的不朽功勳，同時也點明了曾國藩愚忠的角色。在曾國藩的眼裏，君可以不仁，但臣不可以不忠，臣子要無條件地服從君主的意誌，維護君主的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臣對君的忠就被稱為了“愚忠”。
2.忠孝持家，奠定人生基石
作為一個飽讀經史、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熏染的人，三綱五常在曾國藩的心目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家族裏，他非常重視處理家族成員之間的關係，非常注重對子女的教育，非常強調以孝悌為本，始終將“孝友傳家”作為自己家族的優良傳統，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國藩希望通過這些準則來規範家庭成員的行為，進而達到家族關係的團結和睦，從而使曾氏家族長盛不衰、香煙永傳。
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個很傳統的知識分子，他通過言傳身教讓子女們通曉孝敬祖先的道理，他還非常注重處理好親族鄰裏的關係。曾國藩的祖母則是一個很懂得傳統孝道的婦女，她專心致力於相夫教子，不與妯娌們爭利，忍辱負重。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因為資質不高，屢屢受到曾玉屏的責罵。對此，曾麟書的態度仍然是“畢恭畢敬”，沒有任何反抗之意。後來，曾玉屏病重，曾麟書又朝夕服侍，毫無怨言。
有如此家學淵源，養出一個像曾國藩這樣的封建時代標準的忠臣孝子，自然順理成章。
曾國藩強調的孝悌為本，是“忠”在家族內部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員對整個家族負責，對家庭盡忠，不要做對不起家族、不利於家族穩定和發展的事情。為家族盡忠的原則，更多地強調了家族成員對家族的義務，從思想根源上斷絕了家族成員維護個人利益的企圖。這種以犧牲個人利益來維護整體利益的做法，就是幾千年來封建秩序得以維護的重要基礎。
另一方麵，家族不可能完全無視家族成員的存在，也要關心他們的生老病死，以此來顯示家族的親情，但這從根本上來說並沒有超出家族利益的範疇。而且，在個人利益和整個家族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家族的領導往往會毫不猶豫地做出選擇，犧牲個人利益，維護整體利益。這就是“忠”字的基本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