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末，許多革命黨人也都對曾國藩表示敬佩，但從“革命排滿”的立場和需要出發，對曾國藩幫助“滿人”攻打“漢人”，則又痛惜痛恨。民主革命家宋教仁認為：“曾國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書生，而能摧陷大敵，人奉為宗。其是非無足論，觀其識度，無忝英雄。”
民國時期的曆史舞台上，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的角逐頗為引人注目。這兩位政壇和戰場上的對手，在對曾國藩的看法上卻異乎尋常地一致。毛澤東年輕時曾說過：“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蔣介石不僅向其子女推薦《曾國藩家書》，自己也表示要把曾國藩當作老師和榜樣去學習。（毛澤東與蔣介石對曾國藩的學習，稍後有較詳細的探討）
民國時期的史家以及中國香港、中國台灣甚至海外史學界，大都對曾氏評價頗高。史學界中，梁啟超最早把“揚曾”的高度拔到了極致：“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他還滿懷憧憬地說：“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
著有《曾國藩傳》的蕭一山，以“隔代知音”的姿態，這樣分析和評價了曾國藩的一生功業：
他的救國方案，是分作兩方麵進行：一方麵要守舊，那就是說，要恢複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誠”的精神教育來改造舊社會；另一方麵要革新，那就是說，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學機械來建設新事業。革新與守舊同時進行，這是經世學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徒然恢複我國的舊禮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們還不能打破民族的大難關，因為我們不能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櫓”，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機械軍器和機械製造。何況舊禮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應完全恢複，也不能完全恢複呢。同時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複我國固有的美德，我們也不能救國家救民族，因為腐化的舊官僚、舊社會根本不能舉辦事業，無論這個事業是新的或舊的。何況舍棄了自己民族的立場，根本上又是不可能的事呢。我們佩服曾文正公，就因為他有這種遠大的眼光，就因為我們要救國家民族離不開這種原因。
曾國藩既能發先聖先王之義蘊，以經世之禮學為依歸，他的人格修養、道德學問自有特殊的造詣，絕不是一般漢學家、理學家、文學家所能比擬的。後來他以“汗馬勳名，問牛相業”、兼具聖王雙層的資格，造成精神事業的領袖，時人稱為“聖相”，真可以當之而無愧。
……
前人被後人評價，毀貶者有之，褒譽者有之，公正者有之，失當者有之。然而很少有人像曾國藩那樣，後人對他的評判有天壤之別，譽者奉他為精神偶像，敬拜推崇無以複加；而毀者指他為千古罪人，切齒恨之唾之猶不滿足。
本節，我們主要探討的是被當作偶像來崇拜和學習的曾國藩。為此，我們將特別探討一下，為什麼毛澤東和蔣介石會當曾國藩的“粉絲”，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又是如何當曾國藩的“粉絲”的。
2.超級“粉絲”之青年毛澤東
曾國藩對毛澤東的影響其實很大。
毛澤東年輕時，曾對曾國藩傾服備至，如今收藏在韶山毛澤東同誌紀念館的光緒年間版《曾國藩家書》中，數卷扉頁上都有毛澤東手書的“詠之珍藏”。毛澤東曾說：曾國藩建立的功業和文章思想都可以為後世取法。他認為曾國藩編纂的“經史百家雜鈔”“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國學的入門書。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毛澤東在其一生中都很注意這一點。曾國藩認為“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而毛澤東在建立紅軍之初便製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毛澤東對曾國藩的評價，曾國藩對毛澤東的重大影響，很久以來即為人所熟知，隻是極少見諸文字。20世紀50年代，李銳在《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書中，引證了毛澤東在20世紀20年代時“獨服曾文正”的態度，這對許多人來說應該是一個不小的震撼。也許有些人會說，那是毛澤東“早期”的認識，還有某些不成熟的成分。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毛澤東其實受曾國藩的影響是比較大的，這些都滲透在了他的思想中，並體現於諸多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