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實重於名：盜虛名者易有不測之禍
務實精神包括多方麵的內容，名與實的關係就是其中的一項。古代聖賢認為，人的名譽、聲望應該同自己的實際才能、貢獻、功勞相符，提倡重實輕名，以名過於實為恥，力戒追求虛名，更不可欺世盜名。孟子說：“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指的就是以名聲超過實際為恥。
古人把務實看成是辦大事成大業的基礎。王符認為務實是一個人不同凡人的素質：“大人不華，君子務實”，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荀悅認為，務實是成功的前提：“名必有實，事必有功”，“事實則功立”。二程兄弟則幹脆說：“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吳麟征在《家誡要言》中也說：“真心實作，死不可圖之功。”所有這些，都推導出務實是辦大事成大業的基礎。
相反，如果輕實好名，就會引來災禍。《顏氏家訓》中將人分為3個層次，“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認為“竊名者，厚貌深奸”，隻是追求浮華的虛名而已，即使得到，也沒有意義，而且因為無實而竊名，必然采用非法的、見不得人的手段，終有敗露之日。所以古人又說：“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名是而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故而，程顥兄弟認為，君子不應讓才超過德，也不應讓名過於實，因為“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明儒潘府則在《素言》一文中說：“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利害相較，令人觸目驚心。
曾國藩受理學的熏陶，受“實學”浸染，自然深知其中利害關係。他在1851年的一篇日記中寫下了“盜名者必有不測之禍”這一警句，時時提醒自己，勿萌好名之心，提倡“多做實事，少說大話”。
其實，曾國藩也好名，但他並不像有些人那樣，認為名可有可無而加以輕視。他說，“名者，大器也”，“造物所珍重愛惜”，千金易求，重權易得，而美名難求。他一心要成就的也是名。所以鹹豐皇帝曾下旨批評他好名。實則這種名，不是虛譽，而是對一個人一生業績的肯定，是一個豪傑的尊嚴，“贏得生前身後名”，是多少人的理想，“身敗名裂”，則是最大的災難。
曾國藩不同於那些名大於實者之處，就在於他堅持名實應當相符，由實際的行動和成績來博取名聲，要“實至名歸”，而非使用見不得人的手段。因此他總是腳踏實地地做事。
從軍以後，曾國藩也力戒爭虛名，他認為，“行軍之道，貴在人和而不爭權勢，貴求實效而不尚虛名”。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也這樣告誡部下。1856年，他對羅萱一味回護部下劉騰鴻（字峙衡）很不放心，勸他說：“足下愛敬峙衡，當代為蘊蓄之，不必逢人頌揚，使其實常浮於名，則所以愛之者更大矣。”劉騰鴻是羅澤南的弟子，勇敢善鬥，有名將之風，但為人太過剛毅，加上大家經常稱頌他，他便有些不知所以了。後來在1857年攻打瑞州時，他中炮陣亡。
曾國藩經常反省自己，認為追名心切是最大缺點，這不僅損害人生境界，也嚴重損害身體。因為追名心切則俗見重，為達到一些願望，追求事事周全、樣樣完滿，整日患得患失，便會給身心造成損害。後來曾國藩精讀老子、莊子之書後，領悟到了“淡字訣”的精義，終於糾正了追名心切的弊病。
當然，“名浮於實”固然有危亡之險，但“實”字也有分寸與技巧。古人雲：實至名歸。但世事變幻無常，在恪守樸實的根本的同時，也要有與時俱進的見識和勇氣。否則閉門造車，就有由“實”轉“愚”之嫌。做人如同生產商品，包裝好質地次當然不行，但質量好包裝差，同樣少人問津。
3.天下是幹出來的：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