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前途黯淡，身心頹萎
元宵節一過，他覺得通身無力，像一個泄了氣的皮球，他知道，自己不能在北京再待下去了，否則身體會支持不住的。於是他趕緊離京，奔向保定任所。7天後到了保定，接任直隸總督。
到保定後，他和趙烈文談了自己北京之行的體會，尤其是陛見和接觸清政府核心人物的體會，認為趙烈文之前所見洞若觀火。他說：“兩宮才地平常，見麵無一要語；皇上衝齡，亦無從測之……恭邸（指奕）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博川（即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即倭仁），然才薄識短。餘更碌碌，甚可憂耳！”
這時的曾國藩終於明白，清王朝已經是一艘風雨飄搖的朽船，隻會一天天沉沒，再也沒有什麼“中興”的可能了。
前途黯淡，國運衰微，“中興”之望破滅，使這位“中興”名臣的身心一下子頹萎了。長期與太平軍作戰，以及“剿撚”無功，早已弄得他心力交瘁。但那時候，似乎還有一種潛在的希望和力量在支撐著他，使他尚能勉為其難。但是，自從北京之行，陛見回歸保定後，似乎他自己也如一個腐心的蘿卜，“根本顛仆”了。先是眼睛昏暗，視物如隔迷霧，接著是疼痛難忍，吃藥針灸全無作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僅餘微光。後來又得了眩暈之症，耳鳴腦漲，日夜惶惶，無法辦公，隻得具疏請假。皇帝準假，下旨問疾，讓他好好治病。
從此，曾國藩的身體開始走下坡路。
從此，曾國藩的官運已經由極盛轉衰。
從此，清王朝也迅速走向滅亡。
四、流血的仕途
在曾國藩官場生涯的前期，可謂是一介文人，但從回鄉幫辦團練開始，他就過上了“以殺人為業”的生活。
可以說，曾國藩在京城之外當官期間，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戰爭中度過的，見慣了腥風血雨，真可以說是“流血的仕途”。當然，這個流血，並不是曾國藩自己流血，而是他的士兵和敵人在流血。當然，一將成名萬骨枯。主帥的成功，往往是屬下們流血換來的。這是戰爭曆來的必然，主要責任不在曾國藩們的身上。
1.堅持“治亂世，用威典”，被稱為“曾剃頭”
曾國藩的“以殺人為業”並非開始於軍旅生涯。1853年初他被任命為團練大臣時，其職責一是“練兵”，一是“搜匪”。在“搜匪”一事上他也非常用心，還在公館中設立了審案局，並把所練“大團”的部分兵力作為他彈壓群眾反抗的武裝。
為了得到湖南官紳的支持，他先後發出《與湖南各州縣書》、《與湖南省城紳士書》、《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等，命令各州縣官吏迅速從嚴“剿辦土匪”，稱“自粵匪滋事以來，各省莠民常懷不肖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亂，一次不懲，則膽大藐法，二次不懲，則聚眾橫行矣”；指出如果各縣力量不夠，盡可派人前來稟報，審案局立即發兵前往協助“剿滅”，“惟期迅速，去一匪，則一鄉清淨，剿一巢，則千家安眠”。他主張采取治安聯防的辦法，要求長沙的地主士紳，“賊蹤遠去已在千裏之外，而猶恐其分股回竄長沙重地”，所以必須嚴加預防，“查拿奸細”，“以本街之良民，查本街之土匪”；每一柵欄之中，擇良民四五家專司其事，白天留心查訪，晚上輪流看守，遇有形跡可疑者，則扭送至審案局查辦。這樣，“內奸既清，外寇自不得入”。在要求湖南各州縣普遍推行並村結寨、團練保甲經驗的同時，曾國藩還以嚴刑峻法來打擊“莠民”的反抗，對那些“素行不法者”、“造言惑眾者”，由各團練處死也無不可；“其有匪徒、痞棍，聚眾排飯，持械抄搶者，格殺勿論”；如有“劇盜”成群，嘯聚山林，打家劫舍，則發兵“剿殺”無餘。
曾國藩的做法得到了皇帝的支持。鹹豐帝給他批示：“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
在長沙城裏，曾公館的審案局一時成了恐怖的代名詞。凡遇到被指控為“盜”、“匪”的，重則立即梟首，輕則嚴刑拷打。有一次長沙城內捆綁了“匪類”準備解送善化縣衙，也被曾國藩強行提到審案局，立即斬首。在這種氛圍中，士紳們紛紛告密，捕人送官，動輒擅殺，受到曾國藩的大加鼓勵。一時間不少湖南官吏紛紛效仿，如藍山知縣張嗣康在兩年任期內，僅清鄉就殺戮群眾數百人，自稱“秉性慈善”的寧遠知縣劉如玉，在3年之中“實共殺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不少地區的秘密會黨宗教，遭到了嚴重破壞，骨幹力量或者被殺，或者外逃，剩餘的則藏匿不敢活動。長沙寧鄉一帶，當太平軍再度入境時，響應的力量微乎其微。曾國藩的“霹靂手段”收到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