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清政府倡議的是“借師助剿”之政策，即借助外國人的力量，協助鎮壓農民起義。曾國藩則認為，這種政策在上海一地可以實行，而在其他各地絕不可行。理由是，上海是通商口岸，洋人已有權進駐通商，而南京、蘇杭等地尚不是通商口岸，若洋人以“助剿”為由，進駐各地，必定會生出許多枝節來。再者，洋人之所長在“船堅炮利”，而太平軍主要是陸師，長江等水域已被湘軍水師控製，不需要洋人“助剿”。他反對江浙紳士官員請求讓洋人“代管”南京、蘇杭的建議，認為這是一種奇恥大辱。
清政府相信曾國藩及其湘軍足以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乃放權給他，讓他在江南放手大幹。曾國藩自己曾表白：3年前，江南具有相等權力的共有5人，一是欽差大臣、二是兩江總督、三是督辦徽防、四是督辦寧防、五是管轄李世忠和苗沛霖的欽差大臣，而目今他是“一身所處兼此五人之職，而又新添安慶、池州等沿江十餘城”，事實上已經成了真正的“東南之主”。
四、怎樣闖過“狡兔死，走狗烹”這一關
當年，範蠡在離開越國之前給文種寫了一封信，上麵說道：“蜚（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但文種沒舍得離開，結果被越王勾踐所殺。
在曆史上，沒有闖過“狡兔死，走狗烹”這一道關的大人物可以列出一份長長的清單。最著名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除了勾踐把複國功臣文種殺了之外，還有漢初韓信被誅殺，明初朱元璋大肆殺害開國元勳等。
曾國藩和湘軍成功地挽救了大清，曾國藩等這些有功之臣大多都沒有被“狡兔死，走狗烹”，那麼他們是怎麼闖過這一道生死關的呢？
1.大功將成之日，他卻憂心忡忡
隨著湘軍全勝在即，大功將成之日的到來，曾國藩卻日夜不安，憂心忡忡。他在思考當天京被湘軍攻克之後，自己與清政府的關係該如何處理。每每想到曆史上那些由於“功高震主”而“兔死狗烹”的例子，他內心就不寒而栗。
遠在曾國荃與曾貞幹率部東下之時，他就反複告誡他們（其實也是自我告誡），一定要在鼎盛之時，禁絕驕傲自滿，要隨時準備著急流勇退。觀其家書，在這期間，他告誡曾國荃的書信一天比一天多。例如，在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十五日，他給雨花台大營中的兄弟曾國荃去信說：“現在是咱們家的鼎盛之時，兄弟們非督即撫，近世能有幾家得此殊恩？但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我們家現在正是盈時啊。管子說：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乃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自概之。”
這封信寫得很長，曾國藩引用曆史上霍光等人因恃功自滿而遭遇不測的例子，來教育諸弟要謹慎自勉，自惕自概，把握好“廉、謙、勞”三個字，要不貪財、不貪功、每日勞心自省，祖宗留下的福分，不要讓我們享盡，要時時回頭看看，及時後退，才會有可退之路。
此後，他的惶恐不安一天甚於一天，幾乎感到末日將至，感覺說不好哪天皇帝就要加之斧鉞。同年六月二十日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又說：“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時，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耳。”
後來，由於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之事，搞得輿論都說他“恃功驕蹇”。他在給好友郭嵩燾去信時訴苦：“近來體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權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虛之常，即合藏熱收聲，引嫌謝事，擬於近日毅然行之。”他說的“毅然行之”，就是要急流勇退，辭職告退，於是便有了當年要求引退的奏疏。就當時與沈氏爭餉論文，確有借引退賭氣要挾清廷之意，但亦兼有引退求善終之心。
同時，他還給曾國荃、李鴻章等人多次去信，一次次地說，古來處大位、攬大權者沒有幾個可以“善其末路”的，現在戶部發來“部文”，已經在懷疑自己“廣攬利權”，看來謗忌已生，“凶於國而害於家”的下場即將到來，等到“金陵克複，擬即引退”。
曾國藩的心情越來越沉重了，像有一塊巨石壓在心口，無論如何也排解不掉，他身在安慶，而心在天京戰場，日夜盼望天京被他的軍隊攻打下來，也好了卻他多年的夙願。但是，攻下天京來又正好是他估計的“日中”、“月盈”之時，也是他等待的最可怕的日子。這種自相矛盾的時日，榮辱俱至的時日，正是壓在他心頭上難以排解的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