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草原小說主要同他的知青身份和經曆相連，他對天山南北新疆文化樞紐的文學敘寫主要同他作為考古學者、作家的成長曆程相聯，而他對回民的黃土高原的文學表現則折射出了他逐漸皈依哲合忍耶的心路曆程（當然，具體創作的分界線並不像這裏所概括的這樣涇渭分明，而是互有交叉，特別是《金牧場》那樣容量比較大的長篇小說更是如此）。
《北方的河》可看作張承誌試圖在當下生活中重新確立“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位置和精神追求的一個作品。在這裏，自我實現的文學母題開始取代草原小說中的“人民母親”主題成為新的描寫中心。以第一人稱“我”寫下的題記一方麵將“我們這一代”人的曆史的評斷權交付給未來，一方麵則寄希望於從“一個幅員遼闊又曆史悠久的國度”的母體裏產下“活潑健壯的新生嬰兒”，使病態軟弱的呻吟淹沒在新生嬰兒的歡聲叫喊中。結合全篇來看，不妨將主人公的第二次躍入黃河看作“我們這一代”的新生儀式：在暫時離開人民母親的懷抱之後，又重新投入了“一個幅員遼闊又曆史悠久的國度”的懷抱。“我”對“我覺得——這黃河像是我的父親”的確認，透露出了創作主體的新一輪的尋親衝動。
在《阿勒克足球》《黑駿馬》等作品中，母親的缺席為額吉所彌補；在《北方的河》中，“我從小……沒有父親”的缺陷為黃河父親所填補。所不同的是，母親隻提供人性人情的溫暖，我“一頭紮在額吉的懷裏”（《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黃河“父親”則既提供巨大的包容力（“今天我才明白，你是仗著黃河父親的庇護和寬容才橫渡成功”），也為主人公提供戰勝自我、確證自我、以達成自我實現的條件（文中寫道：“我多少年一直有個願望，就是長成一個塊大勁足的男子漢。那時我將找到他，當著他老婆孩子的麵，狠狠地揍他那張臉。”作為親生“父親”的棄子，“我”對黃河父親的征服顯然又是對親生父親的象征性報複和蔑視，也是“我”的成人儀式的象征性實現）。在《北方的河》
中，寫實與象征、詩意的描寫與拿腔拿調的長篇傾訴、急於告別過去的焦灼與對過去的難以釋懷、主人公對自身男子漢氣質的不無克製的炫示與內心深處的孤獨無力感等等相互悖反的因素，構成的是一條類似於黃河的語詞河流，莽蒼渾重，泥沙俱下。這可能與作者那段時間對小說的認識有關。張承誌曾在《美文的沙漠》中說：“一篇小說應該是這樣的：句子和段落構成了多層多角的空間，在支架上和空白間潛隱著作者的感受和認識，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難言，旗幟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瀝。它精致、宏大、機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傾訴堆於一紙，在深刻和真情的支柱下跳動著一個活著的魂。”《北方的河》應當就是這種小說理想的產物。問題在於，過多的感受和認識、象征和傾訴，有時卻妨礙了表達的明晰性和藝術的純粹性。一個殘了一塊的陶罐，既要象征“我們這一代”人的破碎的、難以彌補的生活，又要象征綿延不絕的古老生活，結果有可能是讀者麵對太多的象征而拒絕對象征意義的解讀。
《北方的河》的主體情節是主人公“我”不僅要用書本知識而且要用對北方的河的實地考察得來的感性知識去獲得自我和青春的證明。不過，“我”的過往經曆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我”想在黃河中得到青春的證明可發現肉體已開始背叛自己，“我”雖然在黃河中找到了自己的父親、在湟水找到了自己的血脈，夢中的黑龍江也給了“我”啟示，可“我”卻沒能用詩歌寫出北方的河的偉大，主人公於是隻好再一次將自身的局限交給未來和某些宏大命題去解決：“讓那些偉大的哲人去描述北方河流最深刻的一麵吧，我可以寫這些河的青春。肉體可以衰老，心靈可以殘缺，而青春——連青春的錯誤都是充滿魅力的。我就是我，我的北方的河應當是幻想的河，熱情的河，青春的河。”類似的傾訴看似解決了內心平衡的難題，但事實上，《北方的河》中的主人公的自我挫敗感依然曆曆可見：在告別了知青經曆以後，自我的意義感和歸宿感依然是一個未盡解決的問題。
在以天山南北麓為描寫對象的小說中，張承誌基本上是圍繞兩個重心而展開：一是通過對大阪、雪峰、草原、戈壁灘的描繪，來展示一種賞心悅目的徹底的美，如《美麗瞬間》《輝煌的波馬》；一是通過主人公對絕境和極限的征服，來展示主人公對自我的確證和信心，如《大阪》《頂峰》。這些作品既溶入了創作主體作為考古學者、作家在天山南北考察、遊曆的經曆，也反映了作者從蒙古草原起步、最後走向回民的黃土高原的一個過渡時期的彷徨、徘徊心緒。這些作品的一個特點，是自然對象在作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仿佛具備了自身的主體力量，它既成為主人公的審美客體，又常常作為主人公人生搏擊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