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身上很難找到通常文人的那種狂傲之氣，他更多的是傾聽來自外界的批評，有時甚至在外界給予很高評價時，他的自我評價卻不高，甚至表現出一種自卑的心態。在《賈平凹小說選集》序言中，他說：“我是愈來愈覺得我的先天的不足和後天的不足”，“創作12年裏，我是極賤看我的作品的。我是山裏人，到西安這個古都裏，仍是山裏人德性，不大注意修容，故我的作品，一任的‘撲騰’品，也就全不看重……”在“商州”係列小說已經獲得較大反響的情況下，他自己卻說“我的哲學意識太差，生活底氣不足，技巧更是生澀”；在《廢都》後記裏，他寫到了自己搔禿了頭發、淘虛了身子卻仍沒寫出美文來的苦惱，麵對他人恭維時“臉燒如炭”的尷尬，並且將成名與成功區別開來。但是，在另一些地方，賈平凹表現得又極為自尊，他曾多次談到不被人理解的煩惱，責備外界沒有注意他的苦心經營之處，並抱怨自己的某一種倡議沒有得到回應。他自己可以寫下標題《我是農民》的書，但對他人談論他的鄉下人身份和農民意識卻頗為敏感。在《（土門）後記》中，賈平凹寫道：“……我進城二十多年了還常常被一些城裏人譏笑。他們不承認我是城裏人，就像他們總認為毛澤東是農民一樣，似乎城市是他們的，是他們祖先的，但查一查他們的曆史，他們隻是父親輩，最多是爺爺輩才從鄉下到城的。”大有彼此彼此、半斤八兩的含義。可以說，一種建立在自卑基礎上的自尊和一種要達成自尊而不得引起的自卑，是這樣完整地交纏在這一作家身上，因而有時成就了這一作家的創作，有時則燒灼著這一作家的靈魂，毀滅著這一作家的創作。自尊與自卑，是出現於這一作家身上的又一大矛盾。
自卑在沒有發展成為自卑情結時，並不是一個完全消極的、否定的詞。A·阿德勒曾說：“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為我們都發現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是我們希望加以改進的。如果我們一直保持著我們的勇氣，我們便能以直接、實際而完美的惟一方法——改進環境——來使我們脫離掉這種感覺。”阿德勒甚至說：“自卑感本身並不是變態的。它們是人類地位之所以增進的原因。例如，科學的興起就是因為人類感到他們的無知，和他們對預測未來的需要：它是人類在改進他們的整個情境，在對宇宙做更進一步的探知，在試圖更妥善地控製自然時，努力奮鬥的成果。事實上，依我看來，我們人類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為基礎的。”
賈平凹身上的自卑感，既表現為少年時期由出身、體質等原因在同齡人麵前的弱勢地位引出的無助感，也表現為創作初期蹣跚學步、屢投屢不中的挫敗感，還表現為成名以後在人類文化的巨匠巨作麵前的渺小感。賈平凹曾說：“我出生在一個22口人的大家庭裏，自幼便沒得到什麼寵愛，長大體質差，在家幹活不行，遭大人唾罵；在校上體育，爭不到籃球。所以，便孤獨了，喜歡躲開人，到一個幽靜的地方坐地。愈是躲人，愈不被人重視；愈不被人重視，愈是躲人；惡性循環，如此而已。”這其實就是一種自卑感的表現。這種少年經曆應當說給賈平凹心上烙下了深刻的印痕：“我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初中後，便又開始了更孤獨、更枯燥的生活……班裏的幹部子弟且皆高傲，在衣著上、吃食上以及大大小小的文體之類的事情上，用一種鄙夷的目光視我。農家的孩子願意和我同行，但爬高上低魔王一樣瘋狂使我反感，且他們因我孱弱，打籃球從不給我傳球，拔河從不讓我入夥……”這種反複的不無重複性質的述說說明了少年時期的被忽略與人類與生俱來的不平等給這一作家的心靈留下了近似於精神創傷式的記憶。但這種自卑感所帶來的積極的一麵，是促使賈平凹從少年時期起便養成了一種忍辱負重、以柔克剛、以退為進、納於言敏於行的人生態度：“懦弱阻礙了我，懦弱又幫助了我。從小我恨那些能言善辯的人，我不和他們來往。遇到一起，他愈是誇誇其談，我愈是沉默不語；他愈是表現，我愈是隱蔽；以此抗爭，但神差鬼使般，我卻總是最後勝利了。”如果說，沉默與隱蔽所代表的是一種自卑與自尊相交織的複雜情感，那麼，這“最後的勝利”所培養起的則是賈平凹不無固執的自強自信。正是憑借少年時期艱難的鄉村生活培養起來的堅忍不拔、吃苦耐勞的品性和這種源於自卑的自強自信，使他能在創作的早期麵對一百餘封退稿信仍能堅持創作下去，使他麵對因《鬼城》引起的批評而沒有從此一蹶不振。在1983年，賈平凹曾將自己的創作之路比喻為拽著碌碡上台階：“我的出路隻有上台階，隻有沿著台階往上走，誇父不到大海就渴死了，他死得悲壯。我或許在半路上也要倒下，但是即使倒下，我仍是一個上台階的鬼。”後來在回顧自己的創作時，又說：“有人講我的散文要比小說好，我生氣了，就不寫散文專門攻寫小說。我有一種怪脾氣：你說我啥不行，我就要弄啥，你說我弄啥行我就不弄了。”無論是拽著碌碡上台階的創作態度，還是“你說我啥不行，我就要弄啥”的怪脾氣，都不難從中看到由作者少年時期培養起的忍辱負重、自尊自強心理的影子，看到一種發現自己所處的地位而希望加以改進的對自卑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