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想當主角——驚天動地萬人戰栗的主角，但命中注定我們隻是些掀不起大浪的泥鰍。”其間的挫敗感是不言而喻的。作品結尾采取了一種讓時間倒流的方式，從第十三天寫到第一天，讓往事以原畫複現的形式呈現出來，但往事不能回複到原始的真實狀態的失落感與迷茫感仍然包孕其中。一定程度上，這一作品在寫法上與《動物凶猛》有相似之處。作品中充滿了回憶與幻想，少年的天真與現實的無奈，懷舊的情緒中融入了往事不堪回首的人生感興，作者感受到了用小說這種虛構形式追求真實的虛妄，同時意識到了記憶的背叛卻又無能為力的尷尬處境。紀實與虛構的混淆，使這兩篇作品在寫法上帶上了一絲實驗、探索特征。
王朔還是較早在創作中意識到讀者的分層問題的作家。他曾說自己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麵》是衝著純情的少男少女們去的，《永失我愛》《過把癮就死》是奔向大一大二的女生去的，《玩的就是心跳》是給文學修養高的人看的，《我是你爸爸》是給對國家憂心忡忡的中年知識分子寫的，《動物凶猛》是給同齡人寫的，《渴望》是給中年婦女看的，而《編輯部的故事》是給小青年看的。這種事後追認我們不一定當真，但從中仍不難看出，王朔已經較自覺地意識到了讀者的分層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在理論上實際上是否定不同的讀者群和不同的閱讀審美需求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至高無上的原則，意味著在理論上虛構了一個理想的鐵板一塊的讀者群和一種理想的一元化的審美心理。
但問題是，在閱讀趣味和審美需求上，所謂工農兵大眾也是各有不同的。王朔對不同擬想讀者的設想，使他有意識地在創作過程中采取一種主動的姿態去滿足讀者的不同審美需要，當然這也是後來人們指責他媚俗的一個重要原因。應當說，王朔意識到讀者的分層問題主要不是來自於什麼理論思考，而是來自於他在生活中培養起來的眼光和積累起來的經驗：“雖然我經商沒成功，但經商的經曆給我留下一個經驗，使我養成了一種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了什麼好賣。當時我選了《空中小姐》，我可以不寫這篇，但這個題目，空中小姐這個職業，在讀者在編輯眼裏都有一種神秘感。而且寫女孩子的東西是很討巧的……我要是寫一個農民，也許就是另外的結果了。”這種什麼東西好賣便寫什麼而獲得的成功，顯然對王朔以後的創作起了一種鼓勵和引導作用。
但因此斷言王朔的小說一開始就存有取悅讀者的一麵還為時過早。在1989年，王朔說：“我的小說中的所有通俗因素，不是因為我要吸引讀者故意加進去的，而是因為生活已經改變到了這種程度，已經有了這些因素，所以或許應當是流行因素。或許還可以說，我最感興趣的，我所關注的這個層次，就是流行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裏，就有暴力，有色情，有這種調侃和這種無恥，我就把它們給弄出來了。如果我在這上麵強加東西太多，就會影響別人認識它們。”說這話時，王朔還沒有後來那麼火，也沒有後來那麼愛抬杠，結合他當時已有的作品來看，基本是可信的。從他20世紀80年代創作的作品中，我們不僅可以發現他自身個人生活的投影，而且可以看到時代的變化在他作品中打下的烙印。
《空中小姐》《橡皮人》《浮出海麵》《頑主》《一點正經沒有》中既融入了作家自己參軍、退伍、經商、戀愛、寫作的經驗和感受，作品本身對於時代的描摹也是較為真實的。《空中小姐》中“我”複員回到北京後發現生活正日新月異而出現的頭暈目眩手足無措感，應當說是同王朔一樣有共同生活經驗的人曾有的一種共同心理經驗；而《橡皮人》所反映的走私中的黑吃黑現象、人物的無恥和淫爛，應當也折射出了一個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的混亂無序的社會生態，在某些角落，連最無恥的個中人也發出了解放區的天不再是明朗的天了的感慨時，當當事人一俟回到省城便仿佛做了次時間旅行，從暗無天日的舊社會又回到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時，我們不得不承認，王朔在這裏是敏感的，他不僅傳達出了處於一個社會的大變動時期的人們普遍的心理感受，而且先於何頓等作家十來年描繪了一個轉型期社會的動蕩不安和糜爛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