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藥師取過玉壺，斟了兩杯酒漿，道：“你看忽必烈此人如何？”李逍遙也不矯情，接過酒杯飲了，道：“此人心慕漢化，算得上一代雄主。可惜他不是漢人。就算日後一統中華，也不能公平權衡漢蒙兩族的種種矛盾。況且此人信仰藏傳佛教，若真教他入主漠南，定然會放縱那幫番僧胡作非為，日後勢必國將不國。”
在他眼中看來，忽必烈在那幫儒生麵前再如何英明果決，終不過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所謂的“心慕漢化”，也僅限於中原的科技經濟罷了。至於儒學一道，忽必烈自幼經曆蒙古的野蠻殘酷，是決絕不會深信的。雖然當前與儒生走的極近，隻是以儒術飾治的手段，骨子裏還是寵愛西藏的“帝師佛子”。
他隱隱約約記得，自南宋滅亡以後，忽必烈便立即翻臉，力將漢儒的地位貶的極低，連妓女都不如。由此看來，忽必烈是覺得對漢儒的利用已到了盡頭，再也不重用漢人。所謂的“信用儒術，能以夏變夷”，隻不過是漢儒一廂情願的幻想。忽必烈沒有“以夏變夷”，沒有“因俗自用”，反而使漢人成為最低等的百姓。
除此之外，忽必烈在攻占南宋之後，更是嗜利黷武，經濟上重用阿合馬數十年，可謂荼毒天下；軍事上征打日本、緬甸、安南、占城、瓜哇。數十年間，兵事無歲不興。個人地野心極度膨脹，好大喜功，至死不悔。
內政上重用聚斂之臣。視漢人性命如糞土，動輒百般迫害，這樣一個外無興名之師、內視人命如草的暴君，竟能避免喪身亡國的下場，實賴蒙古暴力地餘威。
可笑後人治史，好興“翻案”來博取點擊率和人氣，是以不少人喜愛粉飾太平，常說元朝對漢人不壞。依據僅僅是忽必烈如何優待漢人儒臣罷了，卻隻字不提對漢族百姓的迫害，對清朝更是如此。這樣的顛倒黑白、以偏概全，史上早已屢見不鮮。
李逍遙自後世而來，在軍校學習“遊擊戰爭”理論之時，好奇之下翻閱元史資料，雖對元朝暴政有所了解，畢竟未曾親身眼見，直至一場意外穿越時空來此見證了蒙古人的殘暴、嗜殺、野蠻，才逐漸的覺醒出自己當負之責。
可笑那幫儒家學子隻顧自己道統。趙宋大興理學倒還罷了，蒙古的漢儒企圖通過教化來傳播學派，殊不知上層建築決定一切，蒙古出身於奴隸製的底層文明，對暴力的崇拜決定了他們對漢儒地態度。他們縱鐵騎之力而來，如摧枯拉朽一般滅金滅宋，自然視漢人儒子如奴隸，奉喇嘛番僧為上賓，大興淫行**，可以說。元朝是一個禮樂崩壞、文明沉淪的時代。這樣沉重的文明苦難史，對來自八百年後的李逍遙而言，是不願坐視發生的。
李逍遙雖不介意異族一統中華，可是縱觀上下兩千年來。異族對中華的侵害已非三言兩語能概之，古有匈奴侵漢、五胡亂華，近有契丹、女真、蒙古征宋，後有滿清左手屠刀，大搞種族滅絕政策，右手“文字獄”蒙蔽民智，如此奴化天下，可謂荼毒百世。害人不淺。偏偏後世有人選擇性失明。大鼓吹捧“民族和諧”，帝王如何英明果斷。卻於他們在中華殘害漢人，妨礙社會進步等諸多事實視而不見，這又是何等的愚蠢！若是出自盲目無知的少數民眾也就罷了，偏偏還是由“磚家”“叫獸”口中道出，若是其祖上有知，不知可會氣得從棺材中跳出來？
李逍遙在神雕世界遊閑數年，雖說心中對漢人的苦難隱有惻動，仍是暗示自己不過一介過客，而非此世中人，何況“磚家”們所謂“曆史潮流不可違逆”等言，早已深種於心，根深蒂固的觀念，遠非一兩日所能改變，後來遊曆中華大地，才知道那幫靠蒙元史吃皇糧地“磚家”“叫獸”純屬放屁，漸漸的心中被欺騙之感化為憤怒，憤怒化為責任。早在去年殺上順天府那一日起，就已注定了他和蒙古國之間水火不容。是以無論忽必烈再如何重用漢人，終究是假象而已，他不是趙武靈王，更非北魏孝文帝，作為蒙古國的大汗之才，他必須考慮自己宗族的利益，可謂典型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李逍遙而言，自然是同樣的適用。
黃藥師與他商定信號，說好敵營若有軍事變動，大可憑此相告。二人促膝長談一番，不知不覺間一個多時辰過去，李逍遙這才辭別黃藥師，轉身離去，一路趕至蒙古軍營，待要入帳休憩，忽聽西南十丈外隱隱約約有人廝鬥，當即好生奇怪，縱身疾奔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