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早就黑了，姚一紅看看牆上的鍾，還差一小時就到八點二十分了。晚飯燒好了端上了，蛋糕也擺好了，還有插在瓶裏的鮮花，西式的燭台，看上去像國產室內劇的布景。
姚一紅又看看鍾，到八點二十，兒子王宣就正好滿二十二歲生日——想了很久，也等了很久，姚一紅最終決定就在今晚把自己的重大決定告訴兒子。應該說，這個時機很好，他大學就要畢業，馬上就要工作，可以自立了，作為母親，即使按照傳統的眼光來看，帶兒子到這一步也算是仁義盡至了，她可以不帶愧意地卸掉責任義務等這些贅物，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來處理她的生活了。
兒子和父親都還沒到家。兒子王宣呢，快要畢業了，正在熱火朝天的找工作，也許又是在哪家小公司試工。不過，今天他一定不會太遲，因為他從小就知道，生日這天，母親喜歡讓他在八點二十分準時許願吹蠟燭。
至於那個做父親的，姚一紅是故意跟他打了個電話的：今天的生日晚餐，她有些重要的話要跟兒子單獨說，請他遲些回來。這話要在平常說來，有些不合情理，但最近很正常——因為王宣的工作，他們夫妻進入了新一輪的冷戰期。
唉，這事兒，說來也不複雜，一開始還挺好的。大學畢業找工作麼，是件大事對吧，簡直比找對象都嚴重的事，王宣學的又是“橡皮膏藥”似的廣告設計，這麼些年下來，王向陽和姚一紅手上畢竟都有些或強或弱的社會關係，他們準備分頭出擊幫王宣“走動走動”。但一向聽話的王宣不知怎的，卻開始犯擰了，堅決地拒絕了。
王向陽一聽，又急又氣，難得地衝著兒子發起火，卻又壓著火：有現成的直路，為什麼非要自討苦吃呢？啊？我們做父母的還會害你！你想想，任何一個單位，真有些好位置，早就被內部的關係瓜分掉了，拿到人才市場上，全是做做樣子的！你何苦要像個蒼蠅似的去那裏亂飛呢？那種地方，還能找到份像樣的工作？唉喲！兒子，有些事情，可以清高、可以爭強好勝，可有些事情，就應該識時務，向現實妥協。王向陽一邊說著，一邊向姚一紅使眼色，意思是叫她開口。王宣一向是聽母親的話的。
誰知，姚一紅卻像看不見似的，穩穩地坐著，帶著股人文主義的腔調，很開明的樣子：這樣也好，年輕人麼，在一開始就應該吃點苦，這種經曆其實也是財富，說不定，你自己找的工作更適合你呢！王宣，媽媽支持你！一邊說著，若無其事地回看著王向陽。
又開始了。王向陽知道。姚一紅的毛病又犯了。她又開始以兒子為目標高地跟自己叫陣了，好像誰贏了，誰就更愛兒子似的——這樣的戰爭幾乎充斥了他們婚姻的全程，有時如同不痛不癢的背景樂，有時又似激越的主題曲，王向陽倒也是慣了。但是這回，他是有些動氣了：孩子天真些也就罷了，她跟在後麵瞎叫什麼好？雖然圖得口上一時的痛快、得到兒子的一點歡心，可是，到頭來，還不是害王宣麼？
生氣歸生氣，王向陽卻沒有跟姚一紅正麵衝突，仍是像以往那樣甘拜下風，閉起嘴吧沒有吭聲——他太了解妻子了，就是她錯到天上，也是決不會說軟下半句……算了，等王宣四處碰了壁了，他還會再回頭的，到時候就知道，到底是誰打了勝仗。王向陽一邊替自己寬心，一邊仍在私下裏到處活動，不過，他一直都是搞建築的，說得通俗點，是工地大監工，隔行如隔山，要想幫兒子進入廣告行當，還真有些難度……
姚一紅覺察到王向陽還沒有死心，仍在堅持他的做法。她麵上雖當是不知道，心裏卻很是不舒服了，她知道的，王向陽一直認為兒子是被自己給搶了，從教育到舉止到愛好到氣質，都被做母親的給占了，看來，他是想通過這件事在兒子那裏搶個頭功嘍，這麼一想，事情就開始放大了、發腫了、升華了，像個巨大的氣球一樣梗在她心裏。她開始鑽起牛角尖來，當然，她不認為自己是鑽牛角尖，而是“粒花看世界、滴水觀大海”——她由點及麵、由表入裏地想到了她與王向陽的其他種種。
其實，在結婚之前，姚一紅就對王向陽的全部特性了如指掌，因為出身、教育以及家庭環境等諸多因素，他在舉止上顯得有些木訥而謹慎，智力上顯然也平平，說話做事有些慢慢吞吞的遲暮氣。但像很多因為過度自信而心懷慈悲的女孩一樣，姚一紅的擇偶觀有些標新立異，她想：為什麼非得找個跟自己差不多的小知識分子呢？！與別的那些舉止灑脫、機智有趣的追求者相比，王向陽的缺點反倒成了一種個性，引起了姚一紅的注意和思考，並從理論上加以分析：理想的婚姻應是互補型的——她不是心存高遠的麼，她不是滿腹詩書的麼，她不是手拙腳懶的麼，也許隻有配上王向陽這樣真實的、庸碌的、實幹的，婚姻才能算圓滿結實吧；姚一紅甚至進一步暢想，結婚以後，對於王向陽的不足，可以進行一些改造和重塑，一樁婚姻造就一個男人，這對於作為改造者的女人來說，又是多麼大的人生成就！
現在我們可以看出，姚一紅做事雖然有計劃性，卻帶有較多的理想主義色彩。說到理想這個詞，我們的嘴邊總是不由自主地露出訕訕的微笑，好像已經完全識破了這個詞的華麗和虛偽。但是請等一等，對一個心存理想的人，我們是沒有資格嘲笑的，更何況是天性熱忱的姚一紅女士——不用掐指也可以算出，她關鍵的成長期恰逢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泛濫激情，她的全身上下已被純正的理想主義所浸泡，即便其後又經過了荒誕的七十年代、蘇醒的八十年代、現實的九十年代以及混亂的新世紀之初，但理想主義已在她身上根深蒂固、枝茂葉盛，並保留著最初的鮮濃欲滴。我們甚至有理由這麼說，在五十年代的這撥子年男女裏，如果還剩下最後一個理想主義的追隨者和實踐者，不是別人，隻會是姚一紅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