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又是一陣沉默，車子穿越了幾個街區，接著他繼續說道：“不管怎麼說，今晚沒有白過。聽了桑德斯關於巴斯庫爾發生的事，這對我而言真是個特別的經曆。你知道，我以前聽說過這事，但是我根本不相信。那聽起來很像一個離奇的故事，我覺得難以置信，或者說能讓我相信的理由隻有那麼一點兒。但是，現在有兩條不太重要的理由讓我相信這事了。我敢肯定地說，你能夠看得出我不是一個輕信的人。我闖蕩世界大半生了，知道世間無奇不有——如果你是親眼所見，你就會相信，但是如果你是道聽途說，就不太相信。然而……”
他似乎突然意識到他說的話對我沒有多大意義，就大笑起來。“啊，有件事可以肯定——我不願意和維蘭德交心。那就像給《珍聞》雜誌推銷一部史詩一樣。我倒更樂意和你說說心裏話。”
“你是在高看我。”我說。
“你的書可沒讓我這麼想。”
我從來沒提我寫的那本專業性很強的書（畢竟，一個精神病診所並不是人人都光顧的），但讓我吃驚的是，盧瑟福竟然聽說過這本書。我給他講了很多書中的內容。盧瑟福說道：“是啊，你知道，我對此感興趣是因為康維曾一度患有失憶症。”
我們終於到了酒店，他到前台取了房間鑰匙。當我們上到五樓時他說：“拐彎抹角地說了這麼多，其實，康維沒有死，至少幾個月前他還活著。”
在正上升的狹小電梯裏，此時此地談論這事似乎不太合適。於是進入走廊我才迫不及待地問道：“你能肯定嗎？你怎麼知道的？”
他一邊開門一邊說道：“因為去年11月份的時候我和他一起乘坐的一架日本客機從上海前往檀香山旅行。”之後他又沉默不語，直到我們坐下來倒了些喝的，點上雪茄，他才接著說道，“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國度假。我一直都喜歡四處遊逛。在那之前我也有年頭沒見過康維了。我們也沒通過信，因此也就淡忘了，不過我要是偶爾回想一下，仍然能夠很容易地想起他的模樣。當時，在漢口看望了一個朋友之後我便乘坐北平的快車返回。在列車上碰巧遇上了一位非常迷人的法國慈善機構的女修道院長並和她聊了起來。她要去重慶，那裏有她的修道院。因為我懂一點兒法語，她似乎很樂意和我喋喋不休地談她的工作和瑣事。說實話，我對一般的教會機構沒什麼興趣，但是，和當今的許多人一樣，我絕對承認教徒們畢竟有所不同，至少他們在努力做事，而不像當今的各級官員那樣裝腔作勢。當然，這都不是重點。關鍵是，那個修道院長在談到教會醫院時提到了幾周前送進醫院的一個發燒的病人。她們認為那個病人一定是一個歐洲人，盡管病人無法說清自己的情況，也沒有任何證件。他穿著本地人的衣服，而且是最窮的人穿的那種，在修女們把他抬進來的時候，他的病情很嚴重。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法語也很棒。這位修道院長很肯定地說，在這位病人知道修女們的國籍之前他一直在用很純正的英語和她們交談。我說我無法想象那樣一種情景，我還打趣地問她是怎麼能夠判斷出一種她不懂的語言說得純不純正。我們一路說笑，最後她邀請我有機會去她的修道院做客。當然，這在當時就像要我去爬珠穆朗瑪峰一樣不可能。火車到了重慶，我們握手道別，我感到由衷的一種遺憾，我們的偶遇到此為止了。然而，巧事發生了，我在幾個小時內卻回到了重慶。列車在離站走了一兩英裏遠時就出故障了，費了很大勁兒又把我們拉回到火車站。在車站我們得知備用機車要在十二小時後才能到達。這種事情在中國鐵路經常發生。因此，在重慶我要有半天的時間消閑——由此我決定去修道院拜訪那位不錯的女士。
“我到了修道院，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院長自然對我的到來有些驚訝。我想，對於一個非天主教徒來說，最難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一個天主教徒是如何輕鬆地做到把刻板嚴肅與寬舒心境完美結合。這不是很難嗎？但是，不用擔心，這些修士修女們是相當令人愉悅的群體。到那兒還沒一個小時，飯菜就準備好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基督教醫生陪我一起用餐，席間，他一直在用一種法、英混雜的語言和我愉快地聊天。飯後，他和那位女修道院長帶我去看了那所他們引以為傲的醫院。我告訴了他們我是一個作家，他們竟然天真地激動起來，認為我或許會把他們都寫進書裏。我們順著病床走過，那位醫生一一向我介紹病例。那兒一塵不染，井井有條。我已經全然忘記了那個說一口純正英語的神秘病人的事，直到女修道院長提醒我就要見到他時方才想起。我隻能看到那個人的後背和頭部；他顯然在沉睡。我覺得我應該用英語和他打聲招呼，便順口來了一聲‘下午好’，當時我也沒想好怎麼去招呼他。那人突然轉過頭來回了一聲‘下午好’。的確，他的口音可以聽出來是受過正規教育的。但是，我還沒來得及吃驚，就已經認出他了，盡管他一臉胡須，容貌也改變了不少，而且我們好長時間也沒見麵了。他正是康維。我當時肯定那個人是他，如果我稍有猶豫的話，我很有可能斷定不是他。幸運的是，我一時衝動，我喊出了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雖然他隻是盯著我沒有認出我，但是我確定我沒有認錯人。他臉部的肌肉奇怪地輕輕抽搐一下，我以前就注意到他的這種情況，他的那雙眼睛與我們在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時常看到的一樣，還是‘劍橋藍’多於‘牛津藍’。而且，除此之外，他就是那種很容易辨認的人——看一眼就會被永遠記住的人。當然，那位醫生和修道院長對此感到非常興奮。我告訴他們我認識這位先生，他是英國人，是我的一位朋友，即便他認不出我來，也僅可能是因為他完全喪失了記憶。他們同意我的說法，但表現得相當驚訝，接著，就他的病情我們談了很多。至於康維是如何在這樣病情下來到重慶的他們卻一無所知。
“長話短說吧，我在那兒待了整整兩周，希望用什麼辦法或許能夠讓他恢複一些記憶。雖然沒能成功，但他已恢複了健康，而且我們也交談了很多。當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和他各自的身份時，他很聽話，沒有一點兒爭辯，甚至隱隱約約地還有點兒興奮，看樣子他很高興和我在一起。我提出帶他回家，他隻是說無所謂。很明顯他變成了一個無欲無求的人，這真的有些令人難過。我盡快做好了安排，準備帶他離開。我在漢口領事館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因此，沒費多大周折就辦好了護照等必要手續。在我看來，為了康維，這件事最好還是避開媒體，也別上什麼報紙頭版頭條，而且我可以高興地說我做到了。要不然，這件事肯定早成為爆炸性新聞了。
“我們是沿著很常規的一條線路離開中國的。我們坐船順著長江來到南京，然後再乘火車到上海。剛好在當晚有一班去往舊金山的日本客輪，因此，我們匆匆上了船。”
“你對他真夠意思啊，”我說。
盧瑟福也不否認。“我覺得我以前沒為任何人做得這麼多，”他回答道。“但是這個小夥子身上有一種東西，而且一直都有——很難說清，那是一種讓人樂於為他做事的東西。”
“說得對，”我應和道。“他有一種獨特的魅力，一種甚至現在想一想都令人愉快的氣質，當然，我現在想起他的樣子仍然是一個身穿法蘭絨板球衫的學生形象。”
“真遺憾，在牛津你不認識他。他真的很出色——沒有其他詞彙更合適形容他了。聽說戰後他似乎變了個人。我個人覺得他確實變了。但是，我還是覺得，憑借他的天賦他本應該做些更重要的工作。我認為在女王陛下的手下做個小職員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職業。而康維是一個人才，他本應該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你和我都認識他，我認為在我講述那段我們都記憶猶新的經曆時我沒有誇大其詞。而且，甚至當我和他在中國的中部偶遇時，雖然他的頭腦一片空白且過去也迷霧一團，但他身上仍散發著昔日那種非凡特質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