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意義的“大一統”需要落實到形下層麵：即文化層麵和政治層麵。文化意義的“大一統”表現在價值取向的選擇上，也就是選擇以什麼樣的“一”來“統”的問題。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在我國曆史上是一個非常時期，社會處在一個大動蕩大衝撞的曆史漩渦之中。政治上，周王朝已名存實亡，各諸侯對內是盤剝人民，對外是連年戰爭；文化上，先是禮崩樂壞，繼之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司馬談在《論六家之旨要》中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儒、道、墨、法等各家學說都是“務為治”，都意識到天下最終必須定於“一”，換言之，“大一統”是當時人的共識。關鍵是以什麼樣的“一”來“統”天下--也就是以什麼樣的指導思想來指導天下統一的問題，各家有各家的成說。儒家強調人的社會性道德性，主張以“仁義”、“禮樂”教化來統一天下。《論語·為政》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孟子·梁惠王上》說“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荀子·儒效》曰：“法先王，統禮義，一製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道家（包括黃老學說）強調人的自然性，主張以“道”的自然無為來治理天下。王弼本《老子》第二十五章：“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這一句，帛書甲乙本《老子》中“抱”作“執”，“式”作“牧”，這樣更能顯出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淮南子·俶真》曰：“是故聖人托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不以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墨家抹殺人的個性，主張“尚同”。“尚同”就是希望全國統一於天子，“天下百姓皆同於天子”。天子總天下之義，要以天子的是非為標準，“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這是“尚同一義為政”，也就是“治民一眾之道”。法家則突出權力意誌，主張通過武力齊一中國。《商君書·壹言》曰：“聖王之治也，慎為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所謂的“壹”即是農戰，因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韓非子·五蠹》曰：“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先秦諸子，各立門戶，至其末學，相攻尤烈。孟子力辟楊、墨，荀子非十二子，莊子評騭諸家道術。《韓非子·顯學》曰：“儒以文亂法，俠（實際上指墨家）以武犯禁。”還有農家、名家，都有自己的主張。一時間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將四家理論大致地比較，墨家學說最為粗糙徐複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墨子的思想，是出於正義的直覺直感者為多，出於理論的自覺反省者少。盡管“五四”以來有一段時期，學術界將墨學拔得很高，但曆史事實就是如此。“尚同”以天子的是非為是非，是一種高度的極權思想。理論上看似簡單易行，實際操作起來猶如緣木求魚而不可得。墨家結成類似於宗教組織的團體，在戰亂年代確實可以吸引一大批生活在社會底層生命無法保障的貧民，因而早期墨學能與儒家並駕齊驅成為“顯學”。
提倡極權，當權者當然喜歡，但由於它的學說之中沒有什麼實質內容，自然很難被采納應用。而這樣一股有組織的社會力量既不能為當權者所用，自然就成了政權的異己力量，當權者隻會讓其消失才有利於“大一統”局麵的維持，這就是墨家到了秦就銷聲匿跡的主要原因。況且墨家自苦過分，不近情理，內在的凝聚力不是來自人的內心自覺，而是迫於外在的嚴明紀律和懾於天命鬼怪，這本身就不合中國文化的主流方向，這大概也是墨家消亡的另一個原因。如此看來，四家之中，墨家最先就被淘汰出局。秦國依靠武力統一了全國。於是秦政改王稱皇帝，改封建而設立郡縣，統一度量衡和文字，做出了許多維護統一的驚天動地的大事。接著丞相李斯向秦始皇建議說：“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製，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史記·李斯列傳》。李斯的這段話表達了兩個意思：一是強調政治“大一統”，必須以意識形態、思想文化“大一統”作為基礎，這樣的“大一統”才能長久；二是主張以法家思想來“一統”天下文化，“以吏為師”，一切唯長官的是非為是非。其實李斯的觀點，韓非子已明言之：“明主之國，無書籍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可見法家理論發展到極端，就必然走向反曆史、反文化。秦國正是任用法家才能獲得成功，“數年之間，國富兵強”杜佑：《通典》卷一。，並最終依靠自己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一舉奪得天下。此時選擇法家的“大一統”模式，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但曆史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秦王朝很快覆滅，從而也宣告將文化一統於法家理論的破產。關於秦帝國迅速滅亡的原因，當然很是複雜，曆史學家們總是在盡力地不斷地給予闡釋。筆者以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與選擇以法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有關。法家過分突出權力意誌，“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賈誼：《過秦論》。，社會張力太緊沒有彈性，與人的生命體驗背道而馳。一個社會就像是一個整體大生命，有張有弛，方是文武之道《禮記·雜記下》記載：“子貢觀於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蠟，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可見孔子所言的“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是從人的生命體驗中得來。。法家的“大一統”理想在秦王朝的實驗失敗，才有漢朝繼秦統一天下。漢初鑒於秦失敗的教訓，不得不調整社會的走向，轉向黃老學說。戰國中晚期產生、西漢初年興起的黃老學說，實際上是道、法的雜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