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而上的理論根據層麵，它傾向於道家哲學；在形而下實際操作層麵，它又與法家的法、術、勢結合。金春峰先生提醒人們既要注意到黃老清靜無為的一麵，又要注意到黃老思想在政治上積極、有為、進取的本質；既要注意到黃老思想的寬容、兼收並蓄的一麵，還要注意到它嚴酷的另一麵。漢初政治嚴酷的一麵表現在對謀反者的毫不留情的鎮壓。漢初政治清靜無為的一麵表現在休養生息、讓利於民。“漢興，海內一統，關梁開放，山澤弛禁。”《史記·貨殖列傳》。還表現在權力下放，像曹參那樣的丞相隻是整日地飲酒，行政管理“責大指”而已。如此這般，社會財富急劇增加，而地方勢力也惡性膨脹，並且威脅著中央政府的安全。尤其是同姓諸侯國曾多次發生叛亂，如景帝時的“七王之亂”，再如淮南王的蓄意謀反，這些事實都在說明黃老學說對漢帝國的“大一統”無能為力。選擇什麼樣的文化模式來“大一統”的問題再一次逼近漢代當權者。曆史在此時選擇了儒家學說。儒家自孔子創立以來，曆經磨難，屢遭厄運。先秦時期首厄於墨，在秦朝又厄於法，到了西漢再厄於黃老。但儒學仍以它自身的強大的生命力頑強地發展著，並以大海納百川的氣度吸取著其他學說的營養，不斷地修正著自身的缺陷，努力地去幹預生活、幹預政治。《荀子·儒效》謂儒者“持險應變典當，與時遷移，與世偃仰，千化萬變，其道一也”，此語道破儒家適應力最強之特性。從春秋末年儒家創立到西漢儒學“獨尊”，走過的是一段漫長的艱難的曆程，這中間凝結著多少代儒者的不懈努力。且不論先秦的孔、孟、荀周遊列國，宣傳儒家學說；授徒著書，擴大儒學的影響。在漢初，盡管當權者不重視儒學，有所謂的“腐儒”之呼，“溺冠”之舉事見《史記·黥布列傳》和《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但在民間，儒學的傳授卻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田何授《易》於高祖、惠帝之時，伏勝教《尚書》於齊、魯之間，浮丘伯、申培傳《魯詩》、《穀梁氏春秋》，轅固、董子傳《齊詩》、《公羊氏春秋》，……所有這些彙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通過儒生上書、賢良文學對策、地方政府察舉等不同渠道不同方式不斷地向政治上層衝擊。從叔孫通定朝儀到陸賈上《新語》，從賈誼為博士到漢武帝詔賢良文學，從董子對策、公孫弘任丞相到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儒家學術登上政治舞台，要與劉漢政權結合已是大勢所趨。漢武帝建元六年，篤信黃老學說的竇太後駕崩，漢政權轉向親近儒學的道路沒有了最後的障礙。董子借賢良對策之機，正式向當權者提出儒家“大一統”理想：
正文 第十三章（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