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董子同李斯一樣，也是從文化層麵來談“大一統”，他要求以儒家學說來“一統”漢帝國的文化，表達了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主張。此言一出，漢武帝即為所動，並且“絀黃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史記·儒林列傳》。。值得注意的是，董子所要獨尊的儒術，實質上已經不是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術，而是經他改造過了的融道、墨、法等諸家學說為一體的西漢新儒學。為了使儒家學說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上成為“大一統”，董子本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是對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學進行大膽的改造。其實這種改造早在荀子就已露出端倪。例如，孔、孟是以敬與讓來論禮，著眼於主體內在道德的自覺與提升。而荀子則使禮外化為社會的組織原則與方法，如此這般，禮是便於操作了，但也易於流成扼殺人性的桎梏，所以我們明顯感到荀子與法家理論的某些關聯。關於此點，可參看徐複觀先生《學術與政治之間·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到了叔孫通，他先投靠秦二世，接著又去見於陳涉，最後再降於漢。他在秦之儀法基礎之上，去其苛刻，行其簡易，為漢製定了一套禮儀，使得漢高祖始知“為皇帝之貴”。叔孫通在理論上毫無建樹，但他以其言語和行事表現的儒家在新形勢下的一種變化尤其值得注意。對叔孫通其人其事，漢時的儒生議論紛紛，有人對他說：“公往矣，無汙我！”也有人稱頌他：“叔孫生真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直到董子，他以儒學為本，同時融煉諸家學說。首先，董子在理論建設上的重大貢獻，就連劉歆都予以讚賞。劉歆是古文經學家，與今文經學家曾有幾番激烈的論戰，但他說：“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有所統壹，為群儒首。”《漢書·董仲舒傳》。儒家《六經》之中，尤以《易》、《春秋》最為精妙。董子一切圍繞著儒家之“仁”這一根本，在《周易》中吸取營養，借《春秋公羊學》而發揮“微言大義”，創立了董氏《春秋》學，從而“令後學有所統壹”。第二，董子積極地去實現自己的主張。例如，借賢良對策之機，向漢武帝呈獻“天人三策”，其中正式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念，建議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設太學，興禮樂教化之功。《漢書》本傳中說：“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另外他還曾在小範圍內力所能及地發揮著自己的影響，《漢書·董仲舒傳》曰：“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第三，董子廣泛地去傳播自己的學說。董子“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麵”《漢書·董仲舒傳》。，積極地傳播自己的學說，擴大了公羊學的影響。公羊學被首批列入五經博士官，而且由於中國古代學術與政治始終糾纏在一起，而《春秋》在五經之中又與政治最為親近，可以這樣說，在漢代經學中，最有影響的就是董氏的公羊學。
後來的顏氏、嚴氏公羊學均是董氏後學。董氏後學進入漢帝國中央領導層者多達數十人，公羊學曾經盛極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