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之道，眾堤防之類也，謂之度製，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製，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
禮可以彰疑別微，對於社會人的各方麵，諸如衣服的顏色飾紋、住房的規格體製、車馬的數量大小等都有規定，幾乎規範著人們的一切衣食住行。這樣的規定從源頭上來保護既有秩序，將各種悖逆思想消解於無形。中國古代大多數思想家都十分強調禮的重要性。“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感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我們不能單純地理解孔子是死抱著周禮的僵屍不放，孔子這是對等級意識淡薄的憤怒。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周紀一》中說：“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製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千百年來的禮儀教化，使等級意識內化在國人心中，仿佛天生如此，但是我們應看到其中內含著對公共權力的尊重。由上分析可知，董子主張國家政權服務於天下百姓，這是毫無疑問的。天下之大，國君一人無法管理，所以不得不分權於臣下。董子又為王者設立官製。他根據天有十端、一年有四時、一時有三月，提出：
王者製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春秋繁露·官製象天》。
效法自然而設置官製，是否合理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在此我們不去討論。人類社會早期，為了使官製神聖化，確實存在過按天數來設置官製的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董子思想當中，國君隻是國家政權鏈條上的一環，天子也隻是一種爵稱。對於天子是不是一種爵稱的問題，漢代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看法有分歧。《周易》、《春秋》今文說都認為“天子者，爵稱也”。而古《周禮》卻認為“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認為天子是一種爵稱，也就是承認天子是人而不是神。這與董子所說的“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是相呼應的。設置官製以後，接下來就是“任賢”。《春秋繁露·十指》曰：“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應根據人的德與才來任免官職，而不是根據關係的親與疏來決定。任賢對於國家政治至關重要。《春秋繁露·精華》曰：“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任賢關係到國君和國家的安危榮辱。要想真正做到任賢，國君首先要保持卑謙的姿態，“務盡卑謙以致賢”《春秋繁露·通國身》。。其次要發動各級官員薦賢。董子向漢武帝建議說：“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漢書·董仲舒傳》。察舉製是兩漢選拔人才最主要的製度，這種製度的確立不能不歸功於董子的影響。董子還提出“積賢”的主張。《春秋繁露·通國身》曰：“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積賢”有兩方麵意思，一是兼收並蓄各方麵人才，二是培養重用各方麵人才。董子提倡建太學、立五經博士，通過興辦教育的方式達到積賢目的。董子所謂“任賢”還表現為對賢人的信任。董子勸國君應“謹本詳始，敬小慎微，誌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為”《春秋繁露·立元神》。，從而達到“任群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春秋繁露·離合根》。。這與法家思想看似相同，其出發點有別。《韓非子·主道》曰：“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韓非是要國君玩弄權術，從而達到對群臣控製的目的。董子是希望國君適當放手，讓賢人去管理政務。這種思想在《孟子》中就有所表現。《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董子讓國君“寂寞無為”，並不是要求國君無所作為，國君的職責不在於具體政務，而在於知人善任。《春秋繁露·考功名》中特別介紹了“考績之法”。綜上所述，為了維護“大一統”，董子對社會上的兩種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分別提出不同要求。一方麵對於臣民，他提出要維護國君的主體地位和權力。董子強調抑製諸侯，讚成不與諸侯專封、專討、專殺，不與諸侯致王等，都是為了國君的“大一統”。
董子還要求臣民服從國君，所謂“尊尊”、“尊天”、“三綱”、“五常”等，都是為了強調“尊王”。另一方麵對於國君，董子又提出“仁以安人，義以正我”。也就是要求國君以仁來博愛百姓，要讓利於民，定度製以調均；以義端正自己，要清心寡欲，讓出一部分權力，做到“尊賢”、“貴士”等。董子的“大一統”是植根於“仁”的，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行“仁”又可以維護“大一統”。另外，董子認為國君麵對如此複雜的國家，為了維護“大一統”的局麵，還必須德刑並用。雖然主要是用德，刑罰隻是設而不用，但刑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還鼓勵當權者運用政治技術。董子提出政治“大一統”，除有其形而上的根據外，還出於對過去曆史的深切體驗。春秋戰國時期的變革動蕩，確實可以激發人自身潛在的強大生命力。現代人盡可以稱羨那時的百家爭鳴的自由，也可以讚美那時的燦爛輝煌的文化成果，但對身處其間的大多數人來說，不管是勞心者還是勞力者，都是災難。這個時期無任何社會秩序可言，禮崩樂壞，人欲橫流，弱肉強食。《春秋》所載的242年之間，有人統計，“秦晉互相攻伐之戰凡十八。晉楚大戰者三。吳楚相攻者二十三。吳越相攻者八。齊魯相攻者三十四。宋鄭交兵者凡三十九。晉悼之世，宋鄭兩國十年而十三戰。。而且有的戰爭達到了“語言道斷的程度”。《春秋·宣公十五年》載：“宋人及楚平。”《公羊傳》補充事實說：“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戰國時期與春秋時期相比，也有一項統計數字：公元前722至前464年的259年中，隻有38年沒有戰爭，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242年中，沒有戰爭的年份不少於89年。表麵看來，戰國時期戰爭沒有春秋時期那麼頻繁，但此時的戰爭規模擴大，而且持續的時間增長。僅以《史記》記載的秦軍造成的傷亡而言，從前364年至前234年這130年中，秦國參加了15次大戰鬥或大戰役，除一次外，傷亡數都達兩萬人以上，有四次竟達驚人的10萬人以上。。總之，看春秋戰國，我們除了可以從文化上看到生命活力的勃發，也應看到遍地的人頭滾滾、白骨蔽野的慘象。戰爭如此令人觸目驚心，而社會倫理也喪失殆盡。春秋時期，“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分別引自《春秋繁露·盟會要》和《春秋繁露·順命》。。戰國時期，國君“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呂氏春秋·先己》描述戰國末期：“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並用，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眾。”社會沒有行政管理上的秩序，也沒有道德倫理上的秩序。生活在如此社會之中的普通的百姓，他們肉體生命沒有保障，精神生命沒有著落；而那些身處其中的對生命有著深切體驗的賢哲們，如孔、孟、荀，如老、莊，如墨、韓等，不能不憂世發憤而有所作為。《春秋繁露·盟會要》曰：“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