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孔子極力主張征伐自天子出，正麵肯定幫助齊桓公建立霸業的管仲，他著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孟子說天下“定於一”，“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分別引自《孟子·梁惠王下》和《孟子·盡心下》。。《荀子·致士》：“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降爭重而能長久者。”《老子》第二十五章：“聖人抱一為天下式。”《韓非子·揚權》：“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正是在總結“統一運動”理論的基礎之上，公羊學家正式提出“大一統”的主張。董子身處已經實現政治“大一統”的大漢帝國，但他仍然強調“大一統”，這基於他對當時漢代社會現實的洞察。先秦諸子們根據各自對人生與社會的體驗，提出各自不同的“大一統”觀點。也許他們在開始的時候，並未意識到天下紛亂的一個主要症結在於分封諸侯。也就是說，開始的“大一統”思想並不是有意識地針對分封製。但是到後來，尤其是法家，就已經有了這種覺醒，李斯旗幟鮮明地反對分封諸侯就是一個明證。在周朝很盛行的封建製，是建立在血緣紐帶基礎之上的一種政治製度。分封諸侯的最初目的是為王朝在國都以外設立屏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血緣關係的淡薄，原先周王朝所建立的諸侯反而是為自己樹立了敵人。賈誼《陳政事疏》曰：“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樹國必相疑之勢”。朱熹也頗有同感：“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朱子語類》卷一百零八。春秋戰國天下大亂實由此而起，所以顧棟高在《春秋魯邾莒交兵表敘》中一開首便說：“嗚呼，餘觀春秋之世，而知封建之為禍烈也。秦朝統一天下，有儒生說秦始皇：“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秦始皇征詢李斯的意見，李斯表示堅決反對。《史記·李斯列傳》。由於下層人民造反，秦王朝不久即告滅亡，也有人認為秦迅速滅亡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分封諸侯的輔弼。此後，西楚霸王項羽大封異姓諸侯，但這些諸侯群起而攻之，項羽很快為劉邦所代替。前有如許經驗教訓，所以劉邦建立漢帝國時變得比較謹慎。一是全國大部分地區實行郡縣製，這就基本保證了中央集權的基礎；一是小部分地區實行封建製，主要是分封同姓諸侯，開始有限的幾個異姓諸侯後來一一遭受剪滅，甚至幹脆定下“非劉者不得封王”的禁令《史記·呂太後本紀》：“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而且中央直管的郡縣與諸侯分守的封地犬牙交錯，這樣安排帶有互相牽製、互相援手的意圖。《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指出這一點：“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形，強本幹，弱枝葉之道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但是實際運行過程中，還是出現尾大不掉、枝大於幹的局麵。
最典型的是齊王、吳王，由於占有天時地利，很快就國富民強。於是心存野心，對大漢中央政府終是一個隱患。早在賈誼就曾三長歎五痛哭見賈誼《陳政事疏》。，其中重要一條就是削藩。晁錯極力主張削藩，結果為此做了地下冤魂。這些人的行事都是表示當時的有識之士對社會現實的擔憂。到了董子時代，也就是漢武帝當政的時候，雖然此時封建諸侯與周時性質已有不同，但這種擔心警戒不是多餘的。董子等人主張政治“大一統”，其目的是為了漢朝的長治久安，也是為了廣大人民能有安定的生活，是他仁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他重視生命意識的集中體現。尤其聯想到春秋戰國的紛亂和秦漢交替的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這一意識就更明顯。他在《春秋繁露·天道不二》中說：“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不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董子的政治“大一統”是為了除患、行善、治國。接下來便是關涉到對董子“大一統”論的評價問題。公共權力當然應該用來謀求公共利益。如果用公共權力來謀求私利，這是公共權力的“異化”。由此看來，在董子的“大一統”中，國君普愛臣民，臣民服從國君，兩者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這遙契於原始儒家所提倡的禮樂精神。禮者“尊尊”，樂者“親親”；“尊尊”便是等級意識，“親親”提倡仁愛意識。因此，在我們看來，董子的“大一統”理論有其合理性。曆來對董子“大一統”理論誤解甚多，主要是來自兩方麵。一方麵古代當權者歪曲利用董子政治“大一統”理論，以為天下人生死予奪之大權在我，用足用盡天下人賦予給我的權力，而置與此權力相應的為天下人謀福利的責任於不顧。另一方麵今日學者曲解抹殺董子政治“大一統”理論，認定董子以君臣之義束縛天下人手腳，是封建專製的幫凶。其實董子所提倡的“大一統”，與專製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董子也曾說過：“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還說過：“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依次引自《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和《春秋繁露·竹林》。這些都很容易使人想到專製主義。黃樸民先生《何休〈公羊〉“大一統”思想析論》引此語並議論說：“由此可見，高度專製集權製下的儒者人物，已完全喪失了獨立人格，而成為統治者的絕對順從者，這乃是儒學發展的自身悲哀。”這裏牽涉到一個怎樣看待古人的表述問題。古人說話、寫文章都有具體的語境，根據說話的對象不同，說出來的話也不同。譬如現有一對父子不和，一位勸架者勸其父要慈，勸其子要孝。如此，符合古今通行的人情物理。如果我們隻聽得其中的一句話，也許會覺得此人心眼太偏。同樣的，董子的這番話是對臣說的，所以他說要“尊王”，要忠君。他更多時候對君說“仁以安人，義以正我”，說“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四方，使四方”《春秋繁露·五行順逆》。
還要求國君不得有君民之心。今人評論古人，必須通觀古人一生的言語和行事，從中提煉出一個根本。由這根本出發，去貫通那些隻言片語，如此理解方不至於發生偏差。立足於這種觀點，我們觀照董氏的“大一統”。如前所言，董子對孔、孟儒學有所發展，但董學仍本於儒家之“仁”，而董氏的政治“大一統”正是由儒家之“仁”生發出來。當然，董氏將“大一統”的政治寄托在國君的道德自覺，而不是建立於行之有效的監督機製之上。這確實體現了儒家理想主義的幼稚，不可避免地被專製獨裁者曲解其意而加以利用。但我們應該將“大一統”理論本身與專製主義思想區分開來。如要將本章稍做小結的話，我們覺得有兩點需要提請注意：第一，要注意董子“大一統”論的多層麵。它既有方法論上的“大一統”，又有文化意義上的“大一統”，還有政治意義上的“大一統”。站在今天中國人的立場上，我們應對這些層麵“大一統”區別對待。方法論上的“大一統”和政治上的“大一統”都是可取的，而文化上的“大一統”卻不值得提倡。天下之道理原是“一本而萬殊”，以某一種價值觀來“一統”人們的思想，最後隻能使人們的思想僵化。第二，要注意分析董子政治“大一統”時所采用的現象還原的方法。對於董子的政治“大一統”，人們褒貶不一。實現政治上的“大一統”當然是一個複雜的工程，有許多操作層麵的東西。但要將這些表象還原成更本質的意識，那麼問題看起來似乎要容易一些。我們分析董子政治“大一統”的結論不一定能得到大家讚同，但在方法上確實是有意義的嚐試。在董子學說中，剛柔相濟，陰陽互補，“大一統”論是剛性的東西，而教化理論則是柔性的東西。我們討論了董子的“大一統”論，接下來應探討董子的教化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