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前期對外發展和科學文化（960—1840年）
1國勢強盛
宋元明清（前期）四代中國的國勢，在世界上堪稱強盛，特別元代，可以說是世界第一流帝國。若將這四個王朝進行排比，則元朝最強，清朝、明朝次之，宋朝最弱。即使是最衰弱的宋朝，周邊國家還是遣使朝貢稱臣。日本圓融天皇永觀元年（983）東大寺僧奝然（938—1018），到汴京謁見宋太宗，其表文中這樣說道：“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隻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宋史》卷四0《日本國傳》）從這裏可以看出日本人對中國是如何崇敬。奝然把中國比作鳳凰之家，把日本比作螻蟻之穴，即使當時日本采取消極的對外政策和鎖國主義的方針，仍能微微看出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憧憬。
國勢強盛最直接的體現，第一是版圖擴大，第二是文化博大精深。
關於四個王朝的版圖即控製區域：（一）宋朝（北宋）：東、南盡於海，北麵以今天津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一線與遼朝接界；西北以陝西橫山、甘肅東部、青海湟水流域與西夏、吐蕃為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與吐蕃、大理分界。（二）元朝：北至蒙古高原，東北到鄂霍次克海，南迄南海，東南有台灣，西北盡新疆。如果將蒙古族建立的欽察汗國、伊利汗國、察合台汗國包括在內，元朝疆域橫跨歐亞大陸。（三）明朝：東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烏地流域，後退至遼河流域；西界初年在河套西喇木倫河一線，後退至今長城；西北到新疆哈密，後退至嘉峪關。西南包有今西藏、雲南；東南到海及海外諸島。（四）清朝：西到今巴爾喀什湖、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帕米爾高原；北到戈爾諾阿爾泰、薩彥嶺；東北到外興安嶺、鄂霍次克海；東到海，包括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南到南海諸島；西南到廣西、雲南、西藏。
關於文化博大精深：天文曆算、文學、經學、史學、繪畫、印刷、瓷器等都蓬勃發展，欣欣向榮，許多領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西儒”利瑪竇1582年到中國以後一直在研究中國的文化，他高度評價儒學及以儒學為指導的中國宗法社會，說道：“向自西來，涉海八萬裏，修途所經，無慮數百國，若行枳棘中。比至中華，獲瞻仁義禮樂聲明文物之盛，如複撥霧見青天焉。”又說：“在1500年中，這一民族簡直沒有崇拜過偶像，而他們崇拜的那些偶像也不像我們的埃及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偶像那樣可憎。某些神靈甚至很有德性，並以他們的善行而享有盛名。事實上，在文人們最古老的，成為權威的著作中也僅僅崇拜天地和這兩者的共同主宰。當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所有這些著作時，我們就會發現其中很少有什麼東西是和理性之光相反的，而大量的倒是與之相一致的。他們的自然哲學並不比任何人差。”[《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譯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85頁]可見利瑪竇的評價何等中肯。
2鄭和下西洋
明朝在15世紀初，中國國力堪稱強盛，中國仍處於世界文明的領先地位，鄭和七次下西洋便是明證。
鄭和（1371—1435）本姓馬，小字三保（寶），回族，雲南昆陽（今晉寧縣）人。1381年明軍入雲南時被俘，入燕王府為宦官。後燕王朱棣稱帝（明成祖），鄭和被賜姓鄭，升任內官監太監，成為成祖的親信。永樂三年（1405）成祖任命鄭和為正使，王景弘為副使，率領水手、官、兵2.78萬餘人，乘“寶船”62艘遠航西洋（當時稱加裏曼丹至非洲的海洋為西洋）。關於遠航之目的，成祖自稱“撫輯內外，悉俾生遂，夙夜競惕，惟恐弗逮。互遣使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導從禮義，變其夷習”（朱棣《禦製南京弘仁普濟天妃宮碑》），也就是向海外傳播中國先進文化，揚國威於海外。船隊從蘇州劉家港（今江蘇太倉）出發，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蘇門答臘、錫蘭（今斯裏蘭卡）等地，經印度洋西岸折回，至1407年回國，曆時兩年。其後又六次遠航，即第二次（1407—1409）、第三次（1409—1411）、第四次（1413—1415）、第五次（1417—1419）、第六次（1421—1422，以上在永樂時）、第七次（1431—1433，宣宗宣德時），前後28年，經30餘國，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聖地麥加。所乘的船，最大的長44丈4尺，闊18丈，可容納1000人。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壯舉，在世界航海史上並無前例，值得大書特書。它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開辟東西方新航路早93年，比麥哲倫環球一周早116年。
鄭和下西洋絕不僅僅是耗資巨萬的曇花一現，對明代社會的作用和影響深遠。第一，刺激了國內外市場的需求，引發了私人海外貿易的勃興。船隊所至，大都是各國的貿易港口。每到一地，首先“開讀賞賜”，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讀明朝皇帝的詔書，賞賜綢緞金幣，並接受貢品，然後以寶船所載各種貨物進行交易。第二，促使海外各國到明朝來朝貢，擴大和發展了中國與海外各國的友好通商關係。所至國家和地區幾乎都有使節入華朝貢，永樂二十一年（1423）竟出現了16國1200名使節入華朝貢的盛況。明朝規定，各國進獻的寶物入庫後可以得到豐厚的賞賜，還可將搭載來的貨物進行貿易，使海外貿易得到發展，而鄭和下西洋正是朝貢貿易發展到鼎盛期的標誌。第三，中國沿海居民移居海外始於宋元，但大量移居則在明代。鄭和下西洋後，促使華南地區沿海居民外遷增多，可以說形成了明代向海外移民的高潮。第四，“所至頒中華正朔，宣敷文教，俾天子生靈，傍達於化外”，即向海外傳播了中華先進文化，把中國的國家製度，禮樂習俗乃至科技知識輸出海外各地，其內容非常廣泛，如曆書、冠帶服飾、修路、開渠鑿井、栽種捕捉、針刺醫藥等。例如在滿刺加（今馬六甲），至今還保存著“三保城”、“三保井”等遺址。鄭和還親自在海外建造許多佛寺、寶塔和碑亭等，如永樂五年（1407）在古裏（在印度西海岸）建造碑亭，永樂七年（1409）在錫蘭建造佛寺，永樂年間在暹羅建立三寶寺塔、禮拜寺塔。第五，擴大了中國的海外知識。隨從鄭和下西洋的馬歡撰有《瀛涯勝覽》，費信撰有《星槎勝覽》，鞏珍撰有《西洋番國誌》。這些著作介紹了當時亞非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習俗，增進中國與亞非各國間的相互了解。
總之，東西方海上交通開辟者和世界遠洋航行史先驅的稱號，理所當然的是屬於中國偉大航海家鄭和。
3鄭成功收複台灣
台灣古來一直是中國的領土，即使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仍與大陸保持緊密聯係。戰國時期的地理書《禹貢》，首次把台灣稱為“島夷”。三國吳人在《臨海水土誌》中第一次記載了台灣的風土人情：“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吳國君主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水軍1萬到達被他們稱為“夷洲”的台灣。從唐代開始，福建漳州、泉州的居民不斷移居台灣，至明代末期，大陸往台灣的移民進入高潮。1590年葡萄牙人坐船經過台灣海峽時，把這個美麗的寶島稱作“福摩薩”。此名後來被西方人沿用。後來荷蘭興起，取代葡萄牙稱霸海上。1624年7月起台灣被荷蘭人占領，至1662年被趕出台灣，荷蘭人占領台灣38年。驅逐荷蘭人的是南明名將鄭成功（1624—1662）。鄭成功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出生於日本平戶，7歲時回國。其父鄭芝龍（？—1661）原為海盜，1645年擁立唐王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權。次年清兵入閩，鄭芝龍不聽其子成功勸告，不戰而降，被遷往北方，後為清廷所殺。鄭成功則在廣東南澳起兵，從事反清複明活動，隆武帝賜姓朱，號“國姓爺”。永曆帝封為延平郡王。後以金門、廈門為根據地，連年出擊粵、江、浙等地。永曆十三年（1659）與張煌言（1620—1664，南明大臣）合兵，進入長江，圍攻南京。但因誤信清總督郎廷佐的詐降奸計，在南京城外戰敗，被迫撤兵。當時台灣被荷蘭人占據，人民不斷起義反抗。永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率領將士數萬人，從廈門出發，經澎湖列島，於台灣禾寮港（今台南）登陸，圍攻荷蘭總督所在地赤嵌城，擊潰敵人從巴達維亞派來的援兵，經過8個月的激烈戰鬥，1662年2月1日，荷蘭總督揆一投降，台灣重歸祖國懷抱。鄭成功在台灣建立行政機構，推行屯田，促進了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則在收複台灣5個月後病死，享年38歲，其子鄭經繼位。鄭成功收複台灣功績巨大，被稱為民族英雄。人民為他建立祠堂，受到世人的祭祀。
鄭成功反清複明雖然失敗，但他作為民族英雄舉世公認，當之無愧。他驅逐荷蘭人，開發台灣，被稱為“開台聖王”。人們常說鄭成功為台灣而生，確實如此。他出生的那一年，即1624年荷蘭人入侵台灣，病逝的那一年，即1662年荷蘭人被逐出台灣。1662年2月1日鄭成功在台南赤嵌城（今赤嵌樓，當時荷蘭人稱它為“普羅民遮城”）接受荷蘭入侵者投降。今赤嵌樓已成為著名風景區，人稱“赤嵌夕照”。赤嵌樓內陳列著荷蘭人投降的條約書和鄭成功與荷軍作戰的海圖等，樓上尚有大炮和瞭望台的遺跡。景區內還有名為《鄭成功受降圖》的青銅雕刻，再現了鄭成功接受荷蘭總督揆一投降的情景。
4宋明理學
理學也稱“道學”，是宋朝、明朝儒家的哲學思想。漢儒治經側重名物訓詁（對古書字句的解釋），宋儒則多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人性和命運）為主，故有此名稱。北宋初胡瑗、孫複、石介，有“理學三先生”之稱，但實際上理學創始人為周敦頤（1017—1073）、邵雍（1011—1107）、張載（1020—1077）、程顥（1032—1085）和程頤（1033—1107）兄弟，至朱熹始集大成。
朱熹（1130—1200），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曾任秘閣修撰等職，主張抗金，強調做好準備。學術上廣注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以至自然科學有一定的貢獻。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關於理氣關係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係，世稱“程朱學派”。他認為理和氣不能相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但又認為“理在先，氣在後”；“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強調“天理”和“人欲”的對立，要求人們放棄“私欲”，服從天理。關於學術研究，他認為“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在於居敬而持誌”。他還吸收當時科學成就，提出了對自然界變化的某些見解，如關於陰陽二氣的宇宙演化說，根據高山上殘留的蚌殼論證地質變遷說（原為海洋）。總之，朱熹認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即封建倫理準則）提高到永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他的學說在明、清兩代被提高到儒學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覽和精密分析的學風對後世很有影響，尤其在日本的德川時代（1603—1867），他的學說被作為“朱子學”而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