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鄧百川先生相識，緣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文成縣舉辦美術培訓班，縣領導請我執教，鄧百川先生的兒子鄧嶽鬆是班裏的學生。培訓班結束，嶽鬆來溫州繼續學畫，百川先生關心兒子的學業，時常來我家坐坐。數年後嶽鬆赴法國謀生，因藝途艱難，遂改藝經商；又數年，嶽鬆看到祖國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有誌之士均可大顯身手，就回國在上海創業辦廠，由於他經營有方，事業興旺，成為一名企業家。嶽鬆離開藝壇，沒有疏遠我這位老師，多年來在異國他鄉總是隔三差五地打電話來問安，每逢佳節回鄉探望老父老母，亦不忘看看我。鄧百川先生因我師生情深，也與我成為好朋友。我知道他一生曆盡坎坷磨難，前年，我建議他把生平的際遇寫成小說，雖然曾經的痛苦歲月不堪回首，但這部小說會成為鄧家兒孫們以及很多後生的好教材。百川先生依我的建議做了。
百川先生坎坷的經曆，既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曆史的悲劇。1951年的“肅反”，1957年的“整風”，1958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等等，曆次的政治運動，埋沒了多少人才。鄧百川先生終生致力於教育事業，1950年，20歲的鄧百川就當上了小學校長，正當他要把畢生精力獻身給教育事業時，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在以後的政治運動中屢遭迫害，從身體到精神都受到了巨大摧殘，時間長達二十多年之久，把一生中最好的年華都消磨掉了。當曆史將鄧百川推到了絕境時，他的一家人都成了反革命家屬而遭到歧視，父母在單位被下放，兒子在學校不能加入少先隊；一家人生活窘迫難以為繼，甚至挖野草充饑；貧病交加，生命朝不保夕，他的長子、三子患了重病，無錢醫治而夭亡鄧百川在自己孑身無助，寂寞而無可奈何的逆境中，曾想以死求得解脫。然而，逆境中他的夫人一如既往善良賢惠，甘苦與共，使他欲死不能。鄧百川昂首蒼穹，悲愴地默默思考人生，思考自己對家庭的責任，他振作起來，調整心態，從此在監管勞動之餘，學書、學畫、學醫、學文化，學習成為他在落寞之境的慰藉，是他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生存的精神寄托。
終於，苦難日子熬到了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撥亂反正給全國人民帶來了福音，鄧百川的冤案也隨之得到了平反昭雪，恢複政治名譽，恢複公職。血總是熱的，鄧百川手捧著平反文件，激動萬分，他把自己過去所受的迫害，歸咎於少數人執行政策偏差，他對黨始終沒有怨言。這時的鄧百川已經年過半百，老之將至，他知道自己為黨工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要加倍努力工作，把以往失去的時間補回來，多麼好的同誌呀！他對黨沒有索取，想到的隻是付出。不久，鄧百川先生又被任命為小學校長，又不久，調鄉中學任社教主任，領導分配他籌建教學樓，他為了建樓集資，長時間奔走、號呼，直至教學樓落成，才光榮退休。百川先生晚年欣逢盛世，苦盡甘來，家庭生活和諧美滿。退休後他癡迷於書畫，作品參加展覽，還獲了獎；此外，還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村民愛戴他，選他為鎮人民代表。今年春節，百川先生八十大壽，兒孫們都遠道回歸故裏祝壽，我與夫人亦應邀赴宴，親朋們歡聚一堂，大家一個心願，祝百川先生與夫人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值此大喜日子回憶錄出版，更有特殊意義，書名叫《定格的記憶——鄧百川的風雨人生》，百川先生囑我作序，實在是義不容辭。
戴宏海
二00八年三月十五日於溫卅
（作者為浙江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溫州市美術家協會主席、溫州書畫院專業畫家、國家一級美術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