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應該為國家舉薦英才。他三番五次地說：“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並說：“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曾國藩之所以善於選將，皆因其知人曉事。蔡愕所輯之《曾胡治兵語錄》於曾國藩知人曉事之說，甚表讚同。其言曰：文正公謂居高位以知人曉事為職，且以能知人曉事與否，判別其為君子小人，雖屬有感而發，持論至為正當，並非情激之說。用人之當否，視乎知人之明昧；辦事之才不才，視乎曉事之透。不知心則不能用人，不曉事則何能辦事，君子小人之別，以能否利人濟物為斷。苟所用之人，不能稱職，所辦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貽誤大局，縱曰其心無他，究難為之寬恕也。
曾國藩的保舉，主要有彙保、特保、密保三種，它反映不同的情況、級別、待遇。湘軍每打一勝仗，曾國藩就辦一次彙保之案，在獎勵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也以勞績奏保一部分辦理糧台、文案、善後諸務的幕僚。
按照慣例，各省督撫每年年終要對司、道、府、縣官員進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實考語，“以備朝廷的酌量默陸”，故清政府對此極為重視，“措詞偶涉含糊，即令更擬”，官員的升遷降黔皆以此為據。戰爭期間，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雖候補官員彙保甚濫，但實缺官員的補授則非地方督撫出具的切實考語不可。因這些考語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這種考核辦法及其考語，稱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員即稱為密保。也因為這一點，彙保一般隻能得到候補、候選、即用、即選之類，而隻有密保才能得到實缺官員，所以，曾國藩欲保奏實缺官員，就隻有密保。
薦舉人才曾是封建社會中任人為官的一種製度。如漢代采用“察舉”製選才，就是各地方官員以一套選人準則選拔人才，進而推薦給朝廷任官；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九品中正製成為選才任官的準則，這種任官方法也是由專門的官員去查訪各地賢良，然後依標準劃分為上中下三六九等，依次授予相應官職；隻是到了隋唐，科舉製度大興，這種薦舉人才的方法就漸漸走出了曆史舞台。到了封建專製達到頂峰的明清時期，科舉取士已然僵化，毫無生機，八股取士，往往隻能取到一些死讀書、讀死書的書呆子，根本不能用以經世致用。
晚清以來，內憂外患不斷，選才自然也有變通，因而曾國藩大膽舉薦人才。
曾國藩在舉薦人才時，從來不忌諱個人間的嫌隙，他舉薦任用左宗棠，便是很好的一例。
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國藩愛惜其才，雖二人交惡，仍多次舉薦。
左宗棠比李鴻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當時的軍事形勢和曾國藩本人與鹹豐十年三月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鹹豐十年春夏之交，中國國內到處是緊張而複雜的局勢，英法聯軍正陳兵大沽口，對清朝廷的首腦機構構成了嚴重威脅；閏三月，清軍江南大營遭到了第二次慘敗，主帥和春受傷病死，太平軍相繼攻克了江蘇的富庶之地蘇州、常州；太平軍為解安慶之圍，在頭一年八月就開始了夾江進擊的第二次西征，勝利推進。環視內外，曾國藩感到運籌帷幄，誌在必得，他已意識到，朝廷必定會把剿滅太平軍的任務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屬更是舉杯歡慶，對江南大營的潰敗，一個個都感到興奮異常。左宗棠聞而歎曰：“天意其有轉機乎？”別人問他為什麼要說這句話，他說：“江南大營得此一洗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他們不顧同伴的失敗，卻隻想到失敗帶給他們的好處。胡林翼說得則更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所以，在這樣的情勢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國藩的舉薦，於四月二十日奉上諭，“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而在曾氏幕府多待了一年多的李鴻章，在這年五月才被曾國藩派去做淮揚水師的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國藩宿鬆大營的時候，認為作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於小人還不如死於盜賊，因而想在曾國藩手下做一營官，既滿足了自己討賊的心願，又可以使自己策馬揚鞭，衝鋒在前。當時，曾國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給駱秉章的信中曾國藩這樣寫道：“左季翁自領一隊之說，侍勸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罷論矣。”但曾國藩接到鹹豐帝的寄諭，征求他的意見：“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辦團練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曾國藩這才改變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帶領一隊湘軍。左宗棠原打算募2500人，曾國藩的意見卻是讓他募5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