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人們都有這樣一種說法：做人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岩。那麼，曾國藩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處世之道，讓後人如此的推崇備至……
做人從立誌開始
做人是從哪裏開始呢？從立誌開始。沒有誌向的人和有誌向的人絕對是不一樣，不僅是想象上的不一樣，而且也是事實上的不一樣。立誌則能把這兩類人區別開來。
那一年，曾國藩深有感觸：“《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天天過著很安逸、也很放縱的生活，於是，人也就一天天地頹廢下來。正像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語，首先在於確立誌向。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國藩正好三十三歲。
曾國藩立誌要成為聖賢之人，要成為藩屏國家的忠臣，因此，他無論做人做事做學問，都是嚴格地按照此誌去努力發奮的。而且，一輩子矢誌不渝。因此，他能取得極高的地位，就理所當然了。
曾國藩少年立誌，決心要做聖賢，因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時他已位極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誌不渝，初衷不改。其立誌之堅定，持誌之高遠，足以垂範後世。無論是低微鄙陋時，還是在溫柔富貴中，他都能夠自立自強。鄭板橋說：“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也就是說，艱難困苦可以鍛煉人，舒適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奮鬥是因為他的環境艱苦；一旦條件改善了，他也就沒了奮發向上的動力了。曾國藩能在安適中自立自強實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沒有不自強不息的。
諸葛亮講“誌當存高遠”，宋文帝講做人應“慨然立誌”，王夫之講“傳家一卷書，唯在汝立誌。”還是曾國藩的同僚胡林翼說得好，他說：人生決不該隨俗浮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唯其如此，我們應自立自強，努力做眾人所不敢為、不能為的事情，上以報國，下以振家，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他所以說得好，是因為他說得全麵、樸實，說得我們可以做到。當然，與曾國藩最為接近的是王陽明，“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王陽明的“根”和曾國藩的“本”說的就是一個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誌。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來，抖擻精神，給自己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很多人並不是智力不如人，意誌不如人，條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過去後，他卻不如人。這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確立遠大的誌向！人無誌向，柔弱無剛。王陽明說得好，誌向不確立，猶如沒有舵的船，沒有馬嚼子的馬，飄流奔放，最後將到達何處呢？曾國藩獨白：自從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後，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我想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見，檢點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滿，所以一點點小事，就會躊躇一晚。有一件事不順心，就會整天坐著不起來，這就是我憂心忡忡的原因啊。誌向沒樹立，見識又短淺，想求得心靈的安定，就不那麼容易得到了。現在已是正月了，這些天來，我常常夜不能寐，輾轉反側，思緒萬千，全是鄙夫之見。在應酬時我往往在小處計較，小計較引起小不快，又沒有時間加以調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盜入室了啊！
這恰恰說明，曾國藩其實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同樣有斤斤計較的時候，有見識淺的時候，有心浮氣躁的時候，但他敢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黑暗的部分，並無情加以拷問，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誌向不立，則心神不寧；誌向即定，則鬼服神欽。
曾國藩說，人如果能立誌，那麼他就可以做聖人，做豪傑，還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嗎？他又何必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呢？古書上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我想得到仁，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一樣的人，於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讀，一心一意地去鑽研他們的學問，誰能夠阻止我成為孔孟那樣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誌，即使天天與堯、舜、禹、湯這些聖人住一起，那隻能他們是他們，我還是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