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立誌是第一步，更應當存高遠，也就是要有遠大的抱負，正如《史記》中所說的“鴻鵠之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國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試中受到挫折，於是就抱怨自己時乖命蹇，牢騷滿腹。曾國藩知曉後對他立誌之小感到很可笑，以為六弟所憂慮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國藩看來：君子立誌，應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他們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入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澤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於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六弟小試受挫，就抱怨命運不濟，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氣度太小，誌向不高遠啦！
如果說這隻是由於曾國藩身為翰林的空談，那麼及至晚年，權綰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時，他切切不能忘的仍是自己的德行與學問。在他心中他一直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不可不誠實
《論語》雲：“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一個人若與正直的人交友，與信實的人交友，與見聞廣博的人交友，這便是極大的益處了。那麼我們該如何與這樣的人相交呢？曾國藩從日常交往中總結出了兩句話，便是：相見必敬，開口必誠。
誠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話說：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說的就是做人要誠實無欺。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蘇軾也說：“天不容偽。”可見，誠信，是人賴以生存的靈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許你能欺騙一個人，但你不能欺騙所有的人；即使你詭計多端，欺騙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騙自己嗎？
然而，做到誠信，並不單單是不說假話，假話太容易被識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話被人識破了，那麼你的第二句真話也將被人懷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會說假話的。曾國藩在日記中反複譴責和歸咎自己的也不是說假話，而是比假話更隱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麵目出現的不誠實。
有一天，好友竇蘭泉來拜訪曾國藩。兩位學人相見，自然商討理學，然而曾國藩並未能真正理解竇蘭泉所說的意思，便開始妄自發表見解。事後曾國藩就指責自己，這就是心有不誠：不僅自欺，而且欺人，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由於不誠實，所以說話時語氣虛偽強辯，談文說理，往往文飾淺陋，以表示自己學理精湛，這不過是表演而已。這難道有什麼好處嗎？
曾國藩雖然意識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臨頭，又身不由己了。沒過幾日，朱廉甫前輩偕同邵惠西來訪，這兩個人都是孔子所說的正直、信實、見聞廣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輩屈尊來訪，不就是把曾國藩視為誌同道合的人嗎？沒想到曾國藩故伎重演，說了許多大言不慚、沽名釣譽的話。
還有一次，好友陳岱雲來訪，想看曾國藩的《饋貧糧》，結果曾國藩以雕蟲小技不值一看為由，深閉而固拒。一時掩飾笨拙，文飾淺陋，巧言令色，種種複雜的情形交織在一起，難以言表。事後曾國藩反省，這都是虛榮好名的心理在作怪啊！這些都是不誠實表現。
經曆了內心的這幾次折磨與爭鬥，曾國藩開始給自己約法三章：
“大凡往日遊戲隨和的人，性格不能馬上變得孤僻嚴厲，隻能減少往來，相見必敬，才能漸改征逐的惡習；平日誇誇其談的人，不能很快變得聾啞，隻能逐漸低卑，開口必誠，才能力除狂妄的惡習。”
曾國藩就是這樣逐漸成熟起來的。
曾國藩主張“誠”，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體力行的。鹹豐初，皇上下詔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為的樣子。臣子們於是指陳時弊，懇呈己見，一時紛紛紜紜，奏章不下數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議”的上諭而束之高閣，“歸於簿書塵積堆中”。血氣方剛的曾國藩麵對這種情況，頗為憤懣地說：“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這裏，“書生之血誠”與“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義辭。鹹豐三年正月，他發出自己辦團練後第三封給湖南“公正紳耆”的公開信說：“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唯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父君。”“不要錢，不怕死”，是他的“血誠”的重要內容。後來，他失敗於靖港，在向朝廷的請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說，雖然挫折，“仍當竭盡血誠，一力經理”。曾國藩一生正是秉著這股“血誠”來與太平軍和撚軍糾纏的。他於鹹豐十年感慨萬分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