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滔滔，禍亂未已；吏治人心，毫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虛偽。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樸誠，導之以廉恥，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
曾國藩簡直把“樸誠”當作醫治滿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藥。
所以，曾國藩不僅要求自己“須有一誠字，以之立本立誌”，處處以“血誠”要求自己的下屬。例如，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著他說：“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這裏，“忠義血性”與“血誠”也是同義詞。
總之，血誠是曾國藩修身、求才、治軍、治政的一條重要原則，是他借以團結一批封建文人、打敗太平天國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圖“複禮”、實行“禮治”的重要保證和理想途徑。這正是魏徵所說的“君子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軍事上，曾國藩也努力實施“誠”。在圍攻金陵之戰中，曾國荃嘔心瀝血，身心憔悴，就是為了占有攻破天京的頭功，對此胡林翼知道，李鴻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們隻能按兵不動，隻能眼睜睜看著這顆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可是當李泰國將要把輪船開進長江裏時，可急壞了曾國荃。於是曾國荃上疏皇上，輪船不必進入江河，隻宜在海上巡邏，防禦海盜。曾國藩聽了心裏很不是滋味。他給弟弟寫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國到了金陵攪亂局麵，搶奪功勞，為什麼不以實情剴切相告？十年苦戰，卻讓外國人以數隻輪船奪去了勝利果實，使我忠義將士心灰意冷，使我中華臣民氣節受侮，這樣的話都可如實上奏。心中本來想說這一件事情，上疏時卻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聳聽，這是道光末年督撫的陋習，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難欺蒙了，現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條輪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過三次詢問過兩次，就是不準李泰國幫助圍剿金陵、蘇州。李鴻章也曾兩次上書恭親王，想必恭親王定會心懷內疚。隻是太平軍還沒有消滅，不想再樹一個大敵，所以隱忍下來出此一計。君相都把我們兄弟視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卻言不由衷。恐怕朝廷會懷疑我們兄弟意見不合，甚至會懷疑你善用權術。”
但是，盡管曾國藩處處想體現自己的誠，但這麼做卻並不能帶來好的效果，如：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後，朝廷命他帶湘勇剿撚，當時，湘勇多不願北上，紛紛逃歸，或要求請假，銳氣全消，甚至嘩變叢生，曾國藩隻能勉強湊足九千人，因而攻撚主力不能不是淮軍。湘、淮軍的私屬性質，使他一開始走上攻撚戰場便考慮到了自己對淮軍的控製能力，因此，他調李鴻章弟弟李鶴章辦理營務。他直截了當地在奏稿中說：“臣此次馳赴山東，隨帶楚勇無多，所有潘鼎新、劉銘傳、張樹聲、周盛波等四軍，皆係淮勇，經李鴻章兄弟苦心訓練而成者。臣擬帶甘涼道李鶴章前往總理營務處，庶幾上下交孚，呼應又靈”。同時，他請調李鴻章的另一個弟弟、候選郎中李昭慶至徐州練馬隊，將來作為遊擊之師，“為國家幹城之士”。這些舉措分別是為了籠絡李氏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