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剖心地說：“吾近年專以至誠待之。”但是李鴻章並不領情，他要求派李昭慶駐防濟寧，而以駐濟寧的潘鼎新部改作遊擊之師，直接幹預曾國藩的指揮大權。曾國藩無奈，寫信給李昭慶說：“防兵、遊兵，閣下須與令兄少泉宮保詳細商議，乃有定計。”而李昭慶以母親身體不好為由，竟不請假自歸。曾國藩在同一封信中隻得說：“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論，貴軍分駐濟、徐、台莊三處，隻好暫作防兵。”同時，他還開導李昭慶說：“閣下年富力強，器局閎達。鄙人本欲倚以辦賊，又以兩會兄同領封圻，而淮勇諸軍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諸李中無一人身臨前敵，與同艱苦，恐無以服諸將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專欲閣下勉為其難。”但李氏兄弟堅持固請，李昭慶甚至以不再統軍相要挾。曾國藩於是給李鴻章開門見山地指出，這種軍事調動，因“目下風波危險，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論，君家昆仲開府，中外環目相視，必須有一人常在前敵擔驚受苦，乃足以折服遠近之心。……以公事而論，……若非鄙人與閣下提振精神，認真督率，則賊匪之氣日進日長，而官兵之氣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賊，則天下更有何軍可製此賊？大局豈敢複問？”這樣一番大義私情，才算把李鴻章的這場幹預風波暫時平息下來。但是，李鴻章的幹預不限於胞弟之請，據劉體仁《導辭錄》載，他還暗中反對河防之策，給其部屬劉秉璋寫信煽動說：“古有萬裏長城，今有萬裏長牆，不意秦始皇於千餘年後遇公等為知音！”後來，李鴻章竟又置曾國藩正叫劉銘傳堅防沙河的軍令於不顧，代他請求休息。曾國藩忍無可忍，才向李鴻章宣布：“目下淮勇各軍既歸敝處統轄，則閣下當一時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者，批令概由敞處核奪，則號令一而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募，或休息假歸，皆敝處徑自主持。”李鴻章這才稍有收斂，但心依然不死，寫信給潘鼎新說：“湘軍帥藐視一切淮部。如後生小子亦思與先輩爭雄，唯有決數死戰，稍張門戶。”
“名聲”與“守身”
曾國藩當初也和平常人一樣，有著自己的不良的習性，但他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一旦當他意識到其危害之後，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就通過不斷自勵，嚴格限製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習慣，不斷完善自身的修養。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館，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