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甚至把這套“主客論”進而推到了戰略問題上。他批評江南大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對於“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向榮、和春隻專注金陵一隅，而不顧對金陵上遊的爭奪，在江北，連與江浦、六合緊連的和州、無為一帶也不去占領，安慶、廬州更不在他們的戰爭全局的投影之內。在江南，對與江南大營毗鄰的皖南地區，未嚴加控製，以鞏固大營的後方，這叫做全失內外之勢。與此同時，向榮、和春又根據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閩、援皖、援江北，近者數百裏，遠者二三千裏，援軍四馳，轉戰不歸”，被太平軍各個擊破。如馮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營，幾被全殲於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餘人全部被殲於揚州，張國棵大敗於浦口，周天培部全軍覆滅。僅這兩次戰役，共損失“兵勇一萬數千名，精銳失之過半”，這叫做全失主客之勢。江南大營的內外、主客之勢之所以全失，曾國藩認為，這是因為向榮等“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
總之，曾國藩對待戰爭中的快慢問題，靜動問主客問題，這些都是以“穩慎”二字為出發點來立論的。這不但是他行軍打仗的原則，也是他為人處世的原則。
花未全開月未圓
做事，謹慎是良藥，常言所說的“防患於未然”。對於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領導的，魯莽行事是大忌，萬事小心為好。俗話說：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會招來禍端。與其以後招來麻煩，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謹慎從事，謹言慎行。英國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業談判中，由於談判人員一時大意將一重要的商業秘密泄露出去，幾乎導致該公司破產，這無疑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一般而言，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賢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會通達起來，但群眾基礎也很重要。雖然在隻對上負責的中國古代社會，群眾基礎不起決定作用，但僚屬的評價也事關一個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國藩涉世很深，觀人極廣，謹慎異常。他曾經這樣說：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辦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沒有想到，就已有人幫他把事辦好了。不僅他自己是這樣，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頤指氣使，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無限風光盡被占。這就叫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所以位高權重的人，就不能不對自己的行為特別小心，包括對自己家人的言語也應當格外謹慎。
由於他的處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為人，自然很多同鄉會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會有幾分棘手。曾國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銀錢則量力相助，辦事則竭力經營。”這是一種很智慧、很圓融、也不失體麵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這麼做，但有一條是不得違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幹預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