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道光年間，他就囑咐家人，千萬不能到衙門裏說公事。如果闖入衙門，一方麵有失鄉紳的氣度，一方麵也使曾國藩蒙受羞辱；一方麵會使地方長官難堪，一方麵也會被地方長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願吃虧，千萬不可與他人尋釁爭訟，以免被地方長官懷疑為仗勢欺人。
曾國藩深知曆史上許多高官敗在身邊人手上，所以當他的叔父打著他父親和他的旗號去幹預地方公事後，他立即寫信予以製止。並講了一番此乃敗家誤國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為然，甚至有些氣憤，這時還是曾國藩的父親搬出”祖訓”來，曾國藩的叔父才收斂起來。
到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權勢更大了，也更加謹慎。他在給曾國荃的一封信中寫道：
“捐務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絕不多說一句話為妙。大凡人官運極盛的時候，他們的子弟經手去辦公務也是格外順手，一唱百和，一和百應。然而閑言碎語也由此而起，怨恨誹謗也由此而生。所以我們兄弟應在極盛之時預先設想到衰落之時，在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先考慮到衰時百事拂逆之際。弟弟你以後到長沙、去衡州、回湘鄉應把不幹預公務作為第一重要的原則。這是為兄我閱曆極深之言，望弟千萬銘記在心。”
曾國藩是一個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閑言和怨謗。他和曾國荃同領一個軍隊，這是一種很特殊的關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曾國藩尤其謹慎。他對弟弟說，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僅帶一個親弟弟在身邊，那麼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不可不慎。如何處理這種關係呢？曾國藩寫了一副對聯與弟弟共勉：
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回避；
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麵。
功與名，是曾國藩一生所執著地追求的。他說：“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同時，又說，“立德最難，也最空。故自周、漢以後，罕見以德傳世的。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嶽，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我輩勉力追求的隻是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馬上希望自己成為千古萬難攀躋之人。”他常說：“盡力在我，成功在天。”一個“盡”字，反映他對“三立”追求的熱烈、執著、堅韌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說“名利兩淡，寡欲清心”，“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這與“盡力在我”的執著追求顯然是矛盾的。
曾國藩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之一，叫“花未全開月未圓”。
因為月盈則虧，日中則昃，花全開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
“我蒙受祖先的蔭蔽，身居高位，與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謹慎遵守的隻有兩句話，是‘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可見，他求福求祿，隻是“不可享盡”，在享福中注意一個“儉”字；他要權要勢，隻是“不可使盡”，在用權中注意一個“當”字。他稱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開月未圓’7個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
辦法之二，叫“常存冰淵惴惴之心”。為人處世，必須常常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時處處謹言慎行，三思而後行，才不致鑄成大錯，召來大禍。曾國藩總結說：“餘自經鹹豐八年一番磨練，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天命”，在曾國藩看來，是至高無上，而又不可知的東西。今天來認識“畏天命”，當指不要違背已被人們認識的和尚未被人們認識的自然規律。用曾國藩本人的話說，“畏天命”，則“不敢絲毫代天主張”；“畏人言，則不敢稍拂輿論；畏訓誡，則轉以小懲為進德之基”，這樣，才可以“於‘畏、慎’二字之中養出一種剛氣來。”
辦法之三，叫“天地間唯謙謹是載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麵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麵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