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這番話，是他自己經過幾十年磨練之後的經驗之談。道光年間，他在北京做官，年輕氣盛，傲氣不小，“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鹹豐初年（1851年），在長沙辦團練時，也動則指摘別人，與巡撫等人意氣甚深；鹹豐五～六年間，在江西戰場上，他又與當地官員時有齟齬；鹹豐七～八年在家守製時，經過一年多的自省，他才開始認識自己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他自述道：
“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進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餘“性格向來倔強，不善於與地方官聯絡感情，經常意見不一。”“我生平執拗，道德上孤傲；說話不多，寫東西近乎訴訟。靜下心來默默省察過失，我處處獲罪於別人，原因不外乎兩個原因。”這種深刻的反省，使他進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場中的為人之道。曾國藩第二次墨絰（dié）從戎後，開始吸取以往的教訓了。
鹹豐八年（1858年）十二月給諸弟報告說：“我往年在外，與官場諸人難以相合，幾乎到了處處碰壁的地步，這次換了辦法，才稍稍安定了些。”鹹豐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寫道：“吾自 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無恒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曾國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屬相當謙讓，即對於手中的權勢，也常常辭讓。自從鹹豐 十年（1860年）六月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國藩位漸高，名漸重，多次上奏請求減少一些自己的職權，或請求朝廷另簡大臣來江南會辦。
他對弟弟說：“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說：“我也不甘作庸碌無為之輩。近來閱曆變了，一味朝平平無奇處用功，這不是說我萎靡不振，而是由於我官位太高，名聲太重，不這樣做就危險。”這話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謂“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一味向平實處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態勢。
總之，曾國藩一方麵執著追求功名富貴，一方麵又善於從“名利兩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講求謙讓退卻之術，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實踐出真知
有人曾經這樣說：“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往何處去，便不會達到什麼特殊的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要想實現的目標太多，跟沒有想法、沒有目標其實是一樣的有害。
在遭遇挫敗的一段時間，過去的一切似乎總是揮之不去，我們仿佛被釘死在上麵了。我們會一直思考，又不時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們有行動能力之前，必須先回顧過去並且了解它的意義。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為自己一生的曆史學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對自己誠實。除非我們解答出何以失敗的問題，否則就無法把失敗變成成功之母。
隻有用分析家冷靜的眼光，而不是情緒化的埋怨責備，才能把我們從失敗的性格之中解放出來。為什麼聰明的人會失敗？原因有一大籮筐，它無疑比我們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敗實在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難免，能夠從失敗中汲取經驗，才是了不起的事。
聰明人唯一與眾不同的，是他們能夠記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敗教訓——例如墜入空想。
曾國藩最不喜歡經常空幻想、發牢騷、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親身入局，才能有改變的希望”的原則。
曾國藩處世的成功，和他主張的做事必須躬親實踐有關。關於這一點，清末的蔡冠洛說：
“曾國藩以前任兩江總督時，討論研究的文書，條理清楚嚴密；沒有不是親手製定的章程，沒有不是親自圈點的文書。前年他回去任兩江總督時，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鎮東南，他自己說如稍有怠惰安逸，則內心會負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餘接見各方麵的客人，見到後必定要訪問周詳，殷勤訓導勉勵。對於幕僚下屬賢明與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沒有不默默地記在心裏的。他患病不起，實在是由平日事無巨細均須親自過問，用盡了精力、費盡了心思所造成。”
親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國藩說：
“風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注修養，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曾國藩在《格言四幅贈李芋仙》中提到了親身人局的辦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謂“身到”是指，身為基層官員，就應該親自去查驗有關人命、盜竊等案情，親自到鄉村去調查；身為軍官就應該親自巡視營壘，親自到戰場衝鋒陷陣。所謂“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細心分析，對事物的各方麵、各個環節，首先要能分解開，最後要能綜合得起來。所謂“眼到”是指，留心觀察他人，認真研讀公文。所謂“手到”是指，對於人們的優劣是非、事情的關鍵要點，應隨時記錄，用以防備遺忘。所謂“口到”是指，在差遣人這樣的事情、警戒眾人這樣的言辭方麵，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還要不怕煩勞反複苦口叮嚀。關於曾國藩的“口到”，有這樣一段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