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須慎。曾國藩要求弟弟要慎於言，並引用孔子的話，讓弟弟在問題沒有搞清楚，情況掌握得不確切時，決不妄下斷語，評頭品足。這是曾國藩越過滿漢矛盾險灘的一貼妙藥。
這段話的背景是：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兩國以“修約”為借口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於4月22日占領舟山，5月27日侵入大連，6月8日侵入煙台，8月1日占領北塘，8月21日奪得大沽口炮台，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攻陷北京東麵的張家灣和通州，21日進至距北京隻有數十裏路的八裏橋。次日，鹹豐帝被迫到熱河“避暑”，隻留下弟弟恭親王奕為欽差大臣駐守北京。這次英法聯軍攻取北京，完全是由於僧格林沁及勝保所部兵敗所致。國弱被人欺，馬瘦被人騎！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雖均慘敗，但確是“挾全力與逆夷死戰”。曾國荃得知兵敗的消息後，對僧王很是埋怨，並稱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雲雲。曾國藩嚴厲地告誡弟弟不要亂講，一則這不利於緩和滿漢矛盾，二則曾國荃之言確有不對的地方。細想當時天津、通州各仗，僧部均前赴後繼，犧牲慘烈，假若將士們裝備稍好一些，必會有另外的景象。今日圓明園的斷壁殘垣，正是在告訴人們這段曆史，不停地警示後人：落後就要挨打！
為官須慎。曾國藩曾對其弟曾國荃說過：“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第一家。樓高易倒，樹高易折。吾與弟時時有可危之機。”對於功名利祿，曾國藩追求“花未開全月未圓”，不使之盈滿，而應留有餘地，他又說“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宜從畏慎二字痛下功夫”。這些話都反映了曾國藩身居高位，但仍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
對於“畏慎”二字，曾國藩說最應該畏懼謹慎的，第一是自己的良心，他說過：“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賢者寒心，不肖者無忌憚。若犯此症，則百病叢生，不可救藥。”第二是“左右近習之人，如巡捕，艾什，幕府文案及部下營哨官三屬”。第三是公眾輿論。畏懼這三者，自然能做到為官謹慎。
曾氏兄弟攻下南京後，當時的客觀環境對於他們非常危險。一方麵，那位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後非常厲害，特別難侍候，曆史上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故事太多，曾氏不能不居安思危；另一方麵，外麵講他們壞話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國荃把太平天國王宮和國庫裏的許多金銀財寶全都據為己有。這件事，連曾國藩的同鄉好友王闓運也大為不滿，在寫《湘軍誌》時，固然有許多讚揚，但把曾氏兄弟及湘軍的壞處也都寫進去了。
曾國荃的修養到底不如長兄，一些重要將領對於外麵的批評非議都受不了。他們中有人向曾國藩進言，何不推翻滿清，進兵到北京，把天下拿過來，更有人把這意見寫成字條提出。曾國藩看了字條，對那人說：“你太辛苦了，先去休息一下。”打發那人走後，將字條吞到肚中，連撕碎丟入字紙簍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和部屬的性命。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的一個“慎”字。
處世須慎。曾國藩要求長子曾紀澤言談舉止須厚重，戒輕浮。這裏“厚重”固然有老成練達的意思，但也寓含著事事謹慎的含義。1848年夏，曾國潢到縣城辦事，與地方官有來往，曾國藩寫信要他：“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欽，到處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廬，尤宜慎之又慎。”此前一個月，地方官給曾家加了賦稅，曾國藩寫信要求家中三位弟弟（澄侯，沅弟，季弟）：“新官加賦我家，必答應，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為得體。為民除害之說，為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1864年5月9日，曾國藩於軍務繁忙之際，特地寫信給家中主持家中事務的澄弟，要求他在家鄉不宜輕易拋頭露麵。他寫道：“吾與沅弟久苦兵間，現在群疑眾謗，常有畏禍之心。弟切不宜輕易出頭露麵，省城則以足跡不到為是……不可幹預公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