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所強調的不可更改的五條之中，最為關鍵的就是要求王錱自己隻能統帶其中的一營，其他各營需要由曾國藩另行委派營官統帶，各營勇丁的數量也必須遵守湘軍統一的營製，不得自行其事。勇丁在招募入營後，必須經過至少兩個月的訓練，才能開赴戰場打仗。一句話，王錱必須聽從他的指揮，否則，他就不承認王錱繼續做他的部下。
王錱此時以為自己追隨湖南巡撫駱秉章比跟著曾國藩走更有前途，便對曾國藩的警告不予理睬。駱秉章也趁機拉攏王錱，表示他所統帶的三千勇丁可以不裁撤，並繼續駐守在省城長沙。曾國藩看到局勢已無可挽回，便忍痛與王錱一刀兩斷，將他逐出教門。
曾國藩明白：與王錱式的決裂如果連續發生，將對湘軍，特別是對曾國藩個人產生嚴重的影響。為防止其重演，曾國藩斷然割斷與王錱一切聯係，把他逐出教門；且在致自己的老師吳文鎔書中，對王錱大加攻擊，使吳不再調王軍北援，失去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事實上，王錱也由於不能援鄂，省內又財政困難，不得不將所部三千四百人，減去一千。這樣，就對後來可能的效法者，起了警戒作用。同時，曾國藩更刻意講求籠絡和控製部屬之方，利用同鄉、師生、親朋等關係，結成以他為中心的集團，並對個別敢於步王錱後塵的人，給予打擊。
曾國藩在用人和籠絡部下方麵頗為用心。他待人以誠，寬厚仁慈，但如果部下犯了原則性的錯誤，他卻絕不會心慈手軟。如此恩威並施，自然會贏得人心，嚴肅紀律。
曾國藩為了保全、發展、壯大自己的實力，很懂得珍惜人才，即使在彈劾別人時，也是小心翼翼，謹慎持重。他明白樓高易倒，樹高易折這個道理。為了拉攏人才，留住人心，他讓自己做到了該放權時就放權。
對於鼓勵人才，曾國藩有一條很重要的體會：“人才尤應惜之，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因此，他認為，規模要宏大，就需要放權，讓別人自主發展。但是，什麼時候讓手下去另謀發展，卻是大有講究的。在這個問題上，曾國藩的做法是：局麵小時，堅決維護手下隊伍的團結統一，對另立門戶者堅決予以打擊。因為在這時自立門戶，無異於分裂隊伍，瓦解自己；但是當自己的發展具備了一定規模，是自立於世的時候，一定要讓手下另謀發展。這不僅是所謂“利己利人”、“達己達人”之道，更是自己事業的擴大。因為另謀發展以後，總還是自己的屬下，可以為自己節製；即使完全獨立，也總還是可以互相有所照應。
與此同時，曾國藩更刻意講求籠絡和控製部屬，利用同鄉、師生、親朋等關係，結成以他為中心的集團，並對個別敢於不遵從他領導的人，給予打擊。
尊重、服從上級領導同謀求自身的獨立發展，這在各種不同的社會製度下都是不易妥善處理的重大問題。在專製製度下，情況更為棘手。曾國藩高出同時代人的卓識之一，是局麵做大時公開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展。這並不是說，曾國藩主張不分是非，倡導互相吹捧的庸俗風氣。
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軍都必須嚴格。但在方法上則必須著眼於表揚和鼓勵，而在批評缺點錯誤的時候也必須注意選擇適當的場合，照顧對方的自尊。他的這些主張同現代心理學有驚人的暗合之處。例如，馬斯洛就認為：“除了少數病態的人之外，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對於他們的穩定的、牢固不變的、通常較高的評價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種對於自尊、自重和來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個性心理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則是不斷追求優越是人們行動的內驅力，它引導著個人和種族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