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四六、悲慘而又幸運的歲月
1957年的中國，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是熱鬧的，也是淒涼而悲慘的。4月27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特別呼籲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給黨提意見。“大鳴大放”開始在中國如火如荼，沈從文東堂子胡同51號曆史博物館的家屬宿舍裏，也開始進來了一些不是平時常來串門的人。
時任《文藝報》副總編的蕭乾，他雖然己經感到沈從文對他有些冷，但還是親自登門，客氣地說了很多後終於言歸正傳。
“我這次來，是想請沈二哥給《文藝報》寫些稿子。”
見沈從文不吭聲，蕭乾又懇切地說：“我那裏是個好平台，希望沈二哥寫幾篇文章，既可以幫助指出共產黨工作中的不足，也可以發發自已的牢騷。”
“可是，我無牢騷可發，而且你也知道，我是不習慣也寫不出由別人規定我來寫的文章。”
其實，在蕭乾之前，已經有幾家報刊來約沈從文寫那樣的文章，要他給共產黨提意見，他都是這麼據實回答。蕭乾走後，沈家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專程從上海來京的一位持了報社介紹信的青年。
“您是著名的老作家，解放後對您的待遇太不公平，您對共產黨有什麼意見，盡管說！我一定在我們的上海《文彙報》上為你鳴不平。如果您不願寫，說出來，我代你執筆也可以。”沈從文默默地望著他，耐心地等他說完，輕輕地告訴他：“我沒有什麼不平，不再搞創作，是我自己的決定，是自己心裏有個限製。”
望著那青年失望地離去，沈從文在心裏咕嘟著：“文學必須突出一個大寫的‘我’，與政治與宣傳完全是兩碼事，響應號召，恐怕是提不出好意見的。我對共產黨的許多事情還弄不明白，還是來寫一些自已已經弄明白的事情吧。”
這麼想著，沈從文找來那份3月時，向中國作家協會寫的創作設想：
“有關寫作計劃，打量到可以進行的，大致有兩個中篇的初步準備，如時間能作自由支配，還容易著手：一以安徽為背景的，將來得去那邊鄉下住一個月，已經有了底子；二以四川內江丘陵區糖房生產為背景的，我曾在那裏土改十個月，心中也有了個數目，將來如寫也得去住一二月，並在新成立大機器糖房住十天半月。這些東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時間，又有能力可到想到地方去住住，並到別的地方去，如像青島（沒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陣，工作或可望能夠逐漸順手完成。”
創作已經像棵長青樹，長進了沈從文的生命中，由稚嫩到成熟，注定是要伴隨終身，至少是在渴望中、在夢裏。1951年冬，早年曾約見而被沈從文婉拒的陳賡將軍還想見見他。將軍讀過他的許多作品，因為喜歡他的作品而敬慕他，於是約沈從文在北京飯店相見，這使沈從文很興慰，並且有了創作的衝動。
1951年10月28日，沈從文給沈龍朱、沈虎雛倆兒子的信中說：“如能在鄉下恢複了用筆能力，再來寫，一定和過去要大不相同了。因為基本上已變更。你們都歡喜趙樹理，看爸爸為你們寫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1951年11月8日致信愛妻張兆和說：“這麼學習下去，三個月結果，大致可以寫一厚本五十個川行散記故事。有好幾個已在印象中有了輪廓。特別是語言，我理解意思，還理解語氣中的情感。這對我實在極大方便。”
1951年12月2日，又有信給金野：“你說寫戲，共同來搞一個吧，容易安排……我總覺得用中篇小說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變動，安置到一個特別平靜的背景中，景物與人事一錯綜，更是容易動人也。但當成戲來寫，社會性強，觀眾對於地方性生產關係，也可得到一種極好。”
沈從文是個做得比說得多的人，心活了，1951年11月12日，便寫成了原跟陳翔鶴提到的以“革大”幾個大師為原型的小說——《老同誌》。這篇五千多字的小說，他三易其稿，花費三天，“完成後看看，我（沈從文）哭了。我頭腦和手中筆居然還得用”。
有了這樣的自信，沈從文第二天給張兆和寫信：“希望趁三年內有機會把似寫的另外幾個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辰溪的一個特別好，因為有背景；另一個是常德，全是船隻。另外還有三個，鳳凰是其一，都有了個輪廓，三個必然可得到和《邊城》相近的成功。”
然而，《老同誌》輾轉數家報刊雜誌，卻沒有一家願意刊登。第二年，沈從文不得不給丁玲寫信，托她設法“用到什麼小刊物上去，就為轉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
新作難以獲得發表的機會，舊作《邊城》卻被香港影業公司改編成電影《翠翠》，沈從文看後，雖認為翠翠演的太時髦，老船夫也沒演出湘西農民的純樸味道，心中仍是很欣慰。自已的作品，畢竟還有人喜愛。
2月25——26日，他參加土改工作總結會，一肚子話想說，結果隻說了一半，有人遞一字條寫道：“已超過五分鍾”，沈從文隻好打住。此時沈從文的話雖引不起別人的興趣，但他對工作的高度責任心還是感動了博物館領導。兩年後，館黨委書記找沈從文談話，表揚他做事認真，要他寫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認真做事是我的本分，入黨我沒有資格，還差得遠。”
沈從文非常認真地回答。不久，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邀沈從文、老舍、周培源、馮至等聚餐，席間，李維漢誠懇地說：“黨的事業需要知識分子，希望你們能加入中國共產黨。如果不願意，也可以加入九三學社。”這幾個人聽了，都回答說：“入黨還不夠條件，隻希望能多看點文件，想多知道點國家大事。”
這一年，全國由折實工資轉為固定工資製，沈從文定級為副研究員，並一直副研究員了25年。對此，沈從文說：“隻要給我工作便利，薪資則永遠不要超過館中業務領導。”
然而，他的工作便利卻長久未能得到，甚至一直沒有一張辦公桌。後來，沈從文在給摯友高植的信中有如此訴說：
“我還是在博物館打雜，而且打點小雜，什麼事都做……每天我按時簽到，一離辦公室就必稟告一下主任，印個二寸大照片作資料，必呈請主任批準，再請另一部主任批準，才進行。凡事必稟承英明全麵館長指導下進行，館長又稟承社管局一個處長，處長又稟承局長，局長鄭西諦算來是我五級上司了。”
新中國建立之初的二十多年裏，個人的一切發展都隻能由“政治”來安排，在若大個中國，除了陳寅恪，知識份子中似乎沒人能遊離在政治之外得到發展。沈從文的牢騷還隻在心裏時，1953年春，他收到了合作多年的開明書店寄來的一封公函：
尊作早已過時，開明版紙型及全部庫存作品均已代為銷毀。
這打擊，顯然要比工作中的窩囊讓人痛苦萬分；而就在這公函收到不久，台灣也傳出，沈從文被定為“反動文人”，“所有作品，均禁止在台灣出版發行。”
“從文一方麵很有修養，一方麵也很孤僻，不失為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像這樣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時代的犧牲？”梁實秋在《憶沈從文》一文中如此說。
沈從文痛苦地熬著，秋天到了，他被邀請參加了9月23日——10月6日的第二次全國文代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個著作等身的大作家，這一次竟是以工藝美術界代表的身份來參加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在懷仁堂接見部分代表，沈從文有幸在接見之列，這位比沈從文大9歲的湖南老鄉在問過他的年齡後說：“年紀還不老，你還可以寫點小說嘛。”
沈從文不置可否地笑著，大陸內外都不出版他的文章了，他正在心裏痛苦地要與文學創作決裂。或許是他以前的名氣太大，或許是當時的信息不夠發達，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全國還是有報刊不斷向他約稿，現在黨的主席也這麼對他說，他真有些哭笑不得。既然像過去那樣“隨心”地創作己不可能合潮流，響應號召的“命題作文”自已又不願做，除了呆在博物館打雜，又能做什麼來謀生呢！
就在毛澤東說了那樣的話不久，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給沈從文來信，表示願為他重返文學創作崗位作出安排。直到一個多月以後，沈從文才寫信給周揚：
“老朋友為公為私，多以為我還是得寫點小說，一麵對國家有益，一麵對個人生活也會稍有轉機。但博物館還有些問題，也要人肯從大處著眼，作作顧問，提點意見，同時且還有些文物得收集……現在就坐下來讓國家養著寫文章，我覺得不大好”。
信中，沈從文希望周揚把自已的意思轉告胡喬木，看看能否給一份由自己來牽頭做的陶瓷和組織物花紋研究工作。這事自然不了了之，沈從文卻開始在《新建設》與《新觀察》雜誌上不斷發表文物專論，諸如《中國織金錦繡的曆史發展》和《中國古代陶瓷》等，竟多達40餘篇，終為中央工藝美院聘為中國染織美術史研究生課程的兼職教師。
在以後的兩年中，沈從文雖然還是打雜，但一方麵也埋頭文物研究和講課，提出了隻憑文獻“倒來倒去”地考證，“得不出新的東西”的科學見解，人民美術出版社又出版由他主編的《長沙出土古代漆器圖案選集》及與人合編文物圖案集《明錦》。
到1956年，54歲的沈從文有幸出席1―2月間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當選為委員。可就在這時候，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楊振聲重病：從東北轉北京協和醫院。
一生熱衷於教育，把教育視為生命的楊振聲，新中國成立後雖然沒有什麼實職，卻還是北京大學教授，“三反”運動來了，莫須有地被定為“學閥”，調往東北人民大學。1890年出生的楊振聲此時己六十二歲，他這塊磚被搬到東北後，硬高粱米使他兩年之後便患了腸梗阻，到病情萬分惡化時，才轉來北京。
沈從文扔下一切事，趕到醫院時，楊振聲已是不行了。眼看著這位老上司、老朋友離開人世，沈從文欲哭無淚。
現代著名的教育家、作家楊振聲，一輩子為中國教育辛勞，死時身無長物，僅2379冊藏書，遺囑是將其全部捐給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圖書館，他還是在想著教育。送走楊振聲，沈從文心裏的悲哀久久不能拂去。
當時，文藝界的主管領導周揚想請多年不曾動筆的老作家們重操就業，曾對《人民文學》的主編嚴文井說：“你們要去看看沈從文，沈從文如出來，會驚動海內外。這是你們組稿的一個勝利！”
一個多月後，有《人民文學》的主編嚴文井親自上門約稿、鑒於張兆和此時在他手下做編輯，沈從文後來創作了散文《天安門前》，文章對天安門前的今昔進行了一組組對比，很快發表出來。
1957年初，中國作家協會向會員征集創作計劃，沈從文生命中那棵創作之樹又吐出新芽，他“想再試著寫些短篇遊記特寫，希望能在另一時，有機會為一些老革命記錄點近代史事情……用些不同方法，記下些過去不曾有人如此寫過，將來也不易有人寫，而又對青年一代能有教育作用的故事特寫。”
這對於沈從文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啟生命之輝煌、令人萬分興奮的寫作計劃，而且接下來的好事壞事也像是商量好似的，都一力地將沈從文往寫作上推。
一方麵，《人民文學》接連給他又發表了散文《一點回憶，一點感想》和《跑龍套》，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將《沈從文小說選集》列入出版計劃；另一方麵，曆史博物館還是沒有沈從文的一個固定的辦公桌位，也沒有配備助手，更沒有必要的經費。單是這些還能熬，更可怕的是館領導對他有了戒心。沈從文偶爾到文物局去看新收購來的文物，風聞此事的館領導就會認為他是打“小報告”去了，事後就派親信來找到他講規矩：
“凡是到局裏反映館中情況的，是‘越級’，這一點要弄清楚，免得犯錯誤。”
情況都這樣了，還是去創作吧！沈從文終於聽從作協領導安排，8月3日動身去青島體驗生活，渴望進入解放後的創作行列。出發前，他給大哥的信中寫道：
“在海邊住一月會好一些。如有可能，住半年也許還更好些，因為有半年時間，一定可寫本小書。有好幾個小冊子都沒有時間可寫。”
青島有沈從文太多的歡樂，他根本不去“體驗生活”，隻想充分用好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在這小房間裏，五點即起來做事，十分順手。簡直下筆如有神，頭腦似乎又恢複了寫《月下小景》時代，情形和近幾年全不相同了。”
創作激情在年近花甲的沈從文胸中燃燒，幾天就完成了一篇小說，迫不及待地寄給張兆和。
“拜讀了你的小說。這文章我的意思暫時不拿出去。雖然說，文藝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寫重大題材，但專以反對玩撲為主題寫小說，實未免小題大做……我希望你能寫出更好一些，更有分量的小說。”
此時的張兆和，不但是一位文學編輯，也是一位出版過小說集的作家，更是一位高明的鑒賞家。讀了張兆和的信，沈從文認可了，而且明白自己根本不能進入頌歌文學的行列。就在這時候，“反右”運動的聲浪，通過報紙、廣播和張兆和的書信不斷傳來，形勢越來越嚴峻，丁玲、彭子岡、蕭乾、陳夢家、程應鏐……一個個熟人都被揪出來了。
沈從文那位喜歡吃辣椒、革命一生的湖南老鄉，在1957年3月時是真心想聽聽知識份子意見的，但聽了一些意見之後就受不了，革命成功讓他一改往日的廣闊的心胸和特別的謙虛，僅聽了一個多月意見，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就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全黨認清階級鬥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
6月8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大規模的反擊右派的鬥爭，就此開始；中國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後幾年的發展，就此結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也就此中止。
大環境如此，沈從文根本無法靜心寫作，8月27日，他踏上了北返的火車。沈從文建國後的第一次專心寫作，就這樣無果而終。
比起蕭乾、丁玲、汪曾祺，等等等等被打成右派的人，沈從文又是幸運的。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552877人，至90年代中期，錯劃的平反後隻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級“右派”隻剩五人。
一場憑領袖個人意氣用事、顛倒黑白的反右運動，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再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政府、不敢發聲、甚至連牢騷腹非都額上冒汗，終為後來一次比一次荒誕的“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埋下伏筆。
沒有響應毛澤東“號召”的沈從文，在中國知識分子災難的五七年終沒有給黨和政府提一個字意見，他不但沒有被“右派”，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他的《沈從文小說選集》，算是對他從前的創作又一次重新肯定，沈從文卻相當謹慎地在序言裏說：
“現在過去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讀者，都共同將近老去了，我還寫不出什麼像樣作品。”
而在10月給大哥沈雲麓的信中則悲憤地說：“解放後，有些人寫近代文學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貶得我一文不值，聽說還譯成俄文……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個人不斷努力三十年工作，卻會讓人用三五百字罵倒，而且許多人也就相信以為真。”
事實上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部《中國文學史》裏，對沈從文還是那三五百字的貶斥，這實在是中國史家的悲哀和恥辱。
為什麼就不能真實呢？因為真實實在太難了，特別是在政治領袖又專斷又還要繼續“革命”的時代。
四七、打掃女廁與看園菜子
“文革”來了！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如此的草木皆兵，中國精英大劫難的日子到了。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忍住沒能寫完《正紅旗下》的痛苦，悲憤地自沉於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在此之前，他曾對日本作家井上靖講過一個故事：
“一個窮人寧肯把一把寶壺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給富人……”
在1958年，“反右”鬥爭剛結束，周揚還打算請老舍多管一下全國文聯的工作，由沈從文接替老舍擔任北京市文聯主席職務，隻是當時沈從文一口拒絕說：“這不行，我還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個上不得台麵的人。”
沒想到老舍這麼快就走了，還隻有67歲！
然而，這麼快走的又何止一個老舍？僅僅一所北京大學，在“文革”初期和工、軍宣傳隊進駐期間，能稱得上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讚、饒毓泰先生等人，自殺的就有24名，全校被批鬥關押的“反動學術權威”，有500多人，在一個時間裏，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使得女學生晚上不敢到燕園去。
一場“文革”，據後來統計，受到迫害的中國精英，由十年前“反右”時的五十多萬一下子升級到幾千萬。
這一回，沈從文終是躲不過去了。不過，比起許多人，包括巴金、丁玲、蕭乾、汪曾祺等等成千上萬的精英們來說，他又幸運許多。
盡管在曆史博物館裏受到了種種不公正的對待，把整理古典文化遺產當作一項事業來做沈從文，還是全力以赴地考察、研究著。1959年，中國曆史博物館新館落成，沈從文非常激動。這年6月，他先後給大哥寫了兩封信，描繪著自己的工作的藍圖：
“希望10月後有個像樣的研究室，有兩萬冊書，210萬個文物圖片，35個得力助手，紮紮實實來搞3幾年，一定會突破紀錄，把文物工作引到一個正常方向上來……”
1960年3月，文物論集《龍鳳藝術》由作家出版社出版；7月，改成以作家的身份，參加出席全國第三次文代會。這次開會，沈從文遠遠看到久違的丁玲，正走出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