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千住很遠，老板自己開車。雞是冷凍的，他凍得牙齒直打顫，又害怕被老板發現，就忍著不哆嗦，竭力躬著腰，使凍雞不會直接貼在身體上。到了北千住顧客的店，把東西卸下來，老板在車上移貨，他在下麵接，扛貨進店，人不得不挺直了，那凍雞就擱在胸口上。好在他很快就搬熱了，他還慶幸。可是搬完坐在車裏不動，冷氣就直往鬆開的毛孔裏鑽。他挺著，想逃下車說自己回去，可是他不會用日語說，他也不懂得走，隻能想著很快會回到市場。可他終於挺不住了。老板不知道原委，把他直接送回了家。
依寶弟哭得很委屈，稀哩嘩啦像淚人似的，令人心疼。大家一邊搬棉被暖依寶弟的胸口，有人去找退燒藥。大家回頭譴責輪，輪冤枉道：“誰叫他店裏人說他已經回家了？”
大家道：“你不會多問幾個？你就是這麼不會辦事！”
這大刺激了輪。他叫：“我不會辦事？就你們會辦事？你們到市場給我做做看，又要打工，又要幹私活，被老板發現了，還要開除，容易嗎？要是你們，連公的母的都不會說。”
他也哭了，拿袖口擦眼角。想想他也真不容易，市場那地方，我不是沒呆過，日本人盯著中國人，就好像盯著賊。想想都是為我的事。我擺擺手：“不要再說了。”我去撫輪，輪一掙紮，叫：“我不幹了！跟我又沒關係，我不幹了！”
大家道：“你這是什麼話！跟你沒關係？這是大家的事！怪不得人家笑咱們是一盤散沙呢！你不幹，拉到！我們幹！王老師，以後不要他幹了，我們來幹！沒有他，地球就不會轉了？我們自己幹！”
大家說“我們自己”，我的心一陣溫暖。我感覺跟大家融化在了一起。現在想起來，我怎麼會有那種感覺了？我女兒出走那晚上，我產生過這種感覺，那更多的是對大家的依戀，甚至隻是出於利用之心。這下我真的是感覺跟他們融為一體了，分不清彼此，我已經不是高高在上的人了，我隻是他們中的一員。我怎麼到了這種程度了？也許最初還隻是出於不好意思：人家如此幫我，我怎麼能拒絕？我被推著走。漸漸的，我完全消失了自我。我甚至都不是策辦這個婚禮的主角，我把自己交了出去，交給了這個群體。我覺得他們說的都對了。
現在想來，所以會感覺他們是對的，是因為自己實在力不從心了。當你感覺強大的時候，你可以離群索居、特立獨行，你懷疑一切，你嘲笑那些價值。但當你感到不濟，你就會想回到群體中來。這個群體有著屢試不爽的生存經驗。這個群體有著普世的價值觀，那些概念可以廉價地閃閃發光：“衣食”、“神靈”、“麵子”、“尊嚴”、“民族”、“生存”、“發展”。現在想想，這些巨大的概念，我平時也不是不能接受，我也很熱衷，就像我當年參加“文革”，還有後來的“動亂”。雖然我後來看破了，但其實隻不過從反麵增強了情結。中國是個意識形態大國，意識形態無所不在，你努力逃，你反而更陷其中。意識形態情結把我們死死銬住，越掙脫，越是銬得緊。
從小到大，我們的教科書都告訴我，意識形態是個政治問題，後來還說是哲學問題，這與其是政治，勿寧是教化；與其是哲學，勿寧是宗教。政治讓人懷疑，而教化卻讓人堅信。哲學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它也不會提供給人著迷的理想，真理的本質是骷髏。而宗教則會告訴你有通往光明的道路。人們正需要它，不管是恐懼荒原的，還是聲稱無所謂荒原的，他們都有著固有的不安，他們需要一個閃光的神照耀。在這裏，這神就是祖國和民族，不管我們多麼想否認，我們心中都會熱望：“中國啊，你快強大起來吧！”或歎息：“中國你怎麼這麼差？”或者罵：“操！”
在這種情緒下，每個人都有著不可擺脫的情緒，這使得我們不能對問題做細致的區分、冷靜的分析，這裏隻有對的、錯的，隻有是、不是，隻有敵、我。不可能獨立思考。在一個充滿意識形態衝動的群體裏，是沒有獨立思考的空間的，有的隻是單向化、盲目化、絕對化，明白地說就是暴力化，對一個目標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情緒。現在想來，我們就是這樣地埋頭狂奔。
這其實是愚蠢的狂奔。隻是大家自以為很聰明。沒有人出來提醒，我們不聰明，我們很愚蠢，我們是錯的，我們不可能得逞。群體累加在一起，產生的隻是愚蠢而不是智慧。三個臭皮匠未必頂得上一個諸葛亮，三個諸葛亮都往往頂不上一個諸葛亮。因為他們都把智慧交給了這個群體，個體則在這種群體的信賴中被催眠了，人的脆弱、庸懶讓人容易放棄自我，貪婪又讓人利令智昏。我們隻想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