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色”全買齊了。每件上壓一小片紅紙，用塑料袋裝了，由老蔡帶給李思寥。李思寥提著送回“陣地”來。又把雞分了，母雞還男方。怕女兒撞見生疑，東西不敢放我自己的冰箱，放在老蔡冰箱去，吃的時候到老蔡那裏拿。
女兒發現了雞肉裏的紅印，她叫了起來：“這是什麼呀？”
我疏忽了，應該把那片皮切掉。我隻能說，是男方送來的。
“男方？たっちん？他回來了？”
“沒有。”連忙說，“怎麼可能回來了？是他們父母派人送來的。”
“從福岡？”女兒興奮問。怕她太興奮，這反而會生禍端，我說，是托東京朋友送來的。“怎麼可能……從福岡……那麼遠，哪有這麼傻的……”我說。
女兒問：“怎麼我沒看見人來？”
我說，哪天你剛好跟水仙嫂去澡堂了。她說：“你也沒有跟我說。”
我說，這麼多事，哪裏會記得住。
女兒瞅著雞肉，又說：“たっちん他怎麼送這個？我交代他的靴子卻不送來。”
我把這茬給忘了。
她又去短信：
我的短靴呢？
別人不懂得買，等我回日本後，親自給你買！
女兒高興了。我也鬆了口氣。
畢竟是小孩，話題說岔就給岔掉了。她那小腦袋似乎亂糟糟的，也不知想些什麼，一會兒一個念頭。一天，她忽然問：佐佐木的父母會來嗎？我說，不會來，太忙。她說：那怎麼好。我說：也沒什麼，我們這邊，你媽媽不是也不在嗎？她說，媽媽不在，是沒辦法的，他們可以從福岡過來的。她一直糾纏這問題。要是跟她說會來，到時候我怎麼再變出兩個日本老人？
我隻得說，他們說了，等結了婚，再去福岡。
她高興了，說她想去福岡。唉唉，到時怎麼能讓她去福岡嘛！這麻煩越攪越大。
“我想媽媽！”她又說，眼睛紅了。
她說要給母親打電話，我慌忙製止。
08
一切緊鑼密鼓進行下去。現在想來，簡直不可思議，事情怎麼就能進行下去了？在開放的國外，在21世紀，在資訊發達的日本，這種事怎麼能發生？
現在想來，恰恰是現代資訊技術的手機，成了我們的幫凶。都說中國人善於“西學為用”，確實如此，用現代技術維護自己這個“體”。
雖然是在21世紀，但在“陣地”，時間是凝固的。記得有一年，一個人回國探親，帶出來許多中國大陸或港台的電視連續劇，還要了一台家庭用卡拉OK播放機。國內人大為吃驚：這東西國內人早就不玩了，原來是“洋插隊”，整一個“洋鄉巴佬”。我妻子聽說了，也問我要不要卡拉OK機。我說：“日本是卡拉OK發明地，怎麼會需要？”
但其實，我根本沒去卡拉OK店。大家也一樣。不僅因為消費不起，還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不能順暢看懂日文。“陣地”裏的中國人，也大多看中國國內帶出來的影碟。國內流行什麼片，他們就也想看什麼片。但是因為不是馬上就能帶出來，往往隻能看國內過時的片子。這個華人社會跟所在國的現代社會沒有關係，甚至也不如發展中的中國國內。
雖然處在開放的世界，我們自己是封閉的。就像我小時候，我的父親總是把孩子攏在家裏，關起門來，說：“外麵有賊公！”這是一種被擠壓之下的保守。即使是我，也往往強烈意識到我的身份，我是中國人，到頭來還是會沉渣泛起一般地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尊。但現代中國沒有可擺顯的，隻有回到了古代，才覺得攥住了什麼，就像嬰兒攥住母親的乳房。
後來我讀到一本書，書名忘記了，談的就是這種從古代尋找自己民族的活力，稱作“新民族主義複活”。新民族主義將自己想象成是從睡夢中醒過來的，比如1830年，希臘的民族主義者阿達曼提歐斯·柯瑞斯就說：這個希臘民族首次審視了自己的無知愚昧的慘狀，並且，它在親自衡量和祖先的榮耀之間相隔的距離之後，不由渾身戰栗發抖了。作者說：這裏的“首次”，呼應的是1776年和1789年的斷裂，但柯瑞斯的眼睛並沒有轉向未來，反而轉向了在身後的祖先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