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人都死於四百五十八九年。此後有曇遷、法暢、道琰、曇智、僧辯等。以上諸人都是建業的和尚；但轉讀之風不限於京師一地，《僧傳》說：“浙左、江西、荊陝、庸蜀，亦頗有轉讀。”
當時和尚造的梵唄，據《僧傳》所記，有“皇皇顧惟”，有“共議”，有“敬謁”一契。支曇龠所作六言梵唄，名“大慈哀 ”一契。又有“麵如滿月”，源出關右，而流於晉陽，是一種西涼梵唄。
“唱導”是什麼呢？慧皎說：
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慧遠（死於416年）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齊集，輒自升高座，躬為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僧傳》十五論）
宋武帝時，有一次內殿設齋，道照（死於433年）唱導：
略敘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
慧皎又說：
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眾專心，叉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栗，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征昔因則如見往業，核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戚則灑淚含酸。於是闔眾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
這裏描寫導師唱導時的情形，使我們知道“唱導”乃是一種齋場的“布道會”；唱導的人不但演講教中宗旨，還要極力描摹地獄因果種種恐怖，眼淚鼻涕應聲湧止，才可以使“舉堂惻愴，碎首陳哀”。那慘淒的夜色，迷濛的爐煙，都隻是有意給那擎爐說法的和尚造成一個嚴肅淒愴的背景。
唱導的齋會明是借齋場說法，故慧遠唱導一麵要“廣明三世因果”，一麵又必須說明“一齋大意”。《曇宗傳》中說他為宋孝武帝唱導，帝笑問道：“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又《曇光傳》中說他“回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眾，輒道俗傾仰”。這可見“拜懺”是唱導的一部分（拜章懺罪之法似是起於當日的道士，不是印度來的）。《曇穎傳》中說：
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
又《法鏡傳》中說：
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
來請的人既不同階級，唱導的內容也就不能不隨時變換，故有製造“唱導文”與“懺文”的必要。慧皎說：
如為出家五眾，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為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
當時文學的風氣雖然傾向駢儷與典故，但“悠悠凡庶”究意多於君王長者；導師要使大眾傾心，自然不能不受民眾的影響了。
慧皎的《高僧傳》終於梁天監十八年（519年）。道宣作《續僧傳》，終於唐貞觀十九年（645年）。在這一百多年中，這幾種宣傳教法門都更傾向中國化了。梵唄本傳自印度，當時號為“天音”。後來中國各地都起來了各種唄讚。道宣所記，有東川諸梵，有鄭魏之參差，有江表與關中之別。他說：
梵者，淨也，實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覲佛者，皆陳讚頌。經有其事，祖而述之，故存本因，詔聲為“梵”。然彼天音未必同此。……神州一境，聲類既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別。（《續傳》四十論）
這便是公然承認各地可以自由創造了。道宣又說：
頌讚之設，其流實繁。江淮之境，偏饒此玩。雕飾文綺，糅以聲華，……
然其聲多豔逸，翳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弄，竟迷是何筌目。
這是說江南的文人習氣也傳染到了和尚家的頌讚，成了一種文士化的唱讚，加上豔逸的音韻，聽的人隻聽得音樂飛弄，不懂唱的是什麼了。但北方還不曾到這地步，
關可晉魏，兼而有之（兼重聲音與內容）。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開深信。
可見北方的唱讚還是“非文”而“易聽”的。道宣提及：
生嚴之《詠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為師轄；遠運之《讚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為風素。
這些作品，都不可見了。但我們看日本與敦煌保存的唐人法照等人的《淨土讚》（看《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一套，第一冊之《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敦煌寫本《淨土念佛誦經現行儀》互有詳略），其中多是五言七言的白話詩。這很可證明頌讚的逐漸白話化了。
唱導之文在這個時期（五六世紀）頗發達。真觀（死於611年）傳中說他著有導文二十餘卷。法韻（死於604年）傳中說他曾“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並王僧孺等諸賢所撰”。又寶嚴傳中說到“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大約當時文人常替僧家作導文，也許僧家作了導文，假托於有名文人。如今世所傳《梁皇懺》，究竟不知是誰作的。但無論是文人代作，或假托於文人，這些導文都免不了文人風氣的影響，故當日的導文很有駢偶與用典的惡習氣。善權傳中說他：
每讀碑誌，多疏儷詞。……及登席，列用牽引囀之。
又智凱傳中說他：
專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輒條疏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
這都是文匠搜集典故，摘抄名句的法子；道宣作傳，卻津津稱道這種“獺祭”法門，我們可以想見當日和尚文家的陋氣了。
但頌讚與唱導都是布道的方法，目的在於宣傳教義，有時還須靠他捐錢化緣，故都有通俗的必要。道宣生當唐初，已說：
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引皂素（僧家著黑衣，故稱“緇”，也稱“皂”。素即白衣俗人），開大施門，打刹唱舉，拘撒泉貝，別請設座，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如解發百數數（“解發”似是剪下頭發，可以賣錢。寶嚴傳中說他唱導時，聽者“莫不解發撤衣，書名記數。”可以參證）。別異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捐錢物者，各求許願，故須隨時變換，替他們陳願）。斯實利口之銛奇，一期之赴捷也。（《續傳》卷四十論）
這種“落花”似乎即是後來所謂“蓮花落”一類的東西。做這種事的人，全靠隨機應變，出口成章。要點在於感人，故不能不通俗。今日說大鼓書的，唱“攤簧”的，唱“小熱昏”的，都有點像這種“落花”導師。“聲無暫停，語無重述，結句皆合韻”，也正像後世的鼓詞與攤簧。善權傳中說隋煬帝時，獻後崩，宮內設齋場，善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唯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其例亦爾”這種導文，或通篇三字句，或通篇五字句，或通篇七字句，都是有韻的，這不是很像後來的彈詞鼓詞嗎？
綜合兩部僧傳所記，我們可以明白當時佛教的宣傳決不是單靠譯經。支曇龠等輸入唱唄之法，分化成“轉讀”與“梵唄”兩項。轉讀之法使經文可讀，使經文可向大眾宣讀。這是一大進步。宣讀不能叫人懂得，於是有“俗文”、“變文”之作，把經文敷演成通俗的唱本，使多數人容易了解。這便是更進一步了。後來唐五代的《維摩變文》等，便是這樣起來的（說詳下編，另有專論）。梵唄之法用聲音感人，先傳的是梵音，後變為中國各地的唄讚，遂開佛教俗歌的風氣。後來唐五代所傳的《淨土讚》、《太子讚》、《五更轉》、《十二時》等，都屬於這一類。佛教中白話詩人的起來（梵誌、寒山、拾得等）也許與此有關係罷。唱導之法借設齋拜懺做說法布道的事。唱導分化出來，一方麵是規矩的懺文與導文，大概脫不了文人駢偶的風氣，況且有名家導文作範本，陳套相傳，沒有什麼文學上的大影響。一方麵是由那臨機應變的唱導產生“蓮花落”式的導文，和那通俗唱經的同走上鼓詞彈詞的路子了。另一方麵是原來說法布道的本意，六朝以下，律師宣律，禪師談禪，都傾向白話的講說；到禪宗的大師的白話語錄出來，散文的文學上遂開一生麵了（也詳見下編）。
第二編 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