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關於政府和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與作用，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將前者稱為“看得見的手”，將後者稱為“看不見的手”。
那麼，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就是要使二者各司其職、各負其責，讓“兩隻手”形成合力。尤其是《決定》明確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決定》將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提升為“決定性”作用，使得市場的作用得以強化。
1.“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博弈
“看不見的手”的說法來自“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他的《國富論》被譽為“第一部係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經濟學的百科全書”“西方經濟學聖經”。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描繪了市場機製所能達到的完美理想境界：“每個人都在力圖運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產品能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說來，他並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進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在這樣做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於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
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學說是建立在完全競爭和沒有市場失靈的假定前提條件之下的。事實上，“看不見的手”具有相當程度的盲目性，完全的自由放任會導致市場失靈，也就是說，市場機製並不總是能達到完美理想的境界。因此，各國政府一般都會采取政府幹預這隻“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並行，以糾正市場失靈，實現市場運行正常。所謂“看得見的手”，即依靠政府運用各種工具來控製經濟運行的製度體係。
受1929年至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的影響，“市場失靈”讓人們對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發出了質疑。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主張用“看得見的手”幹預市場經濟的理論開始受到西方國家政府的熱捧。從此開始了“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博弈交替主宰市場經濟的發展曆程，“看得見的手”是為了彌補“看不見的手”引導市場經濟運行所造成的缺陷，進而克服市場運行的偏差。
但是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出現了滯脹特異現象，在“看得見的手”主導下，繁榮了半個世紀的西方經濟開始遇到麻煩，“政府失靈”使人們增強了對經濟自由的呼聲，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出現了“看不見的手”範式的回歸，從而開始了“市場與政府”共同調控市場的時代。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尤其是2007年發端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後，各國普遍出台了行政性幹預的政策，國家以“看得見的手”幹預經濟再次占了上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但經濟的複蘇也使人們對“看不見的手”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尤其是“看得見的手”更加強調為增強“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創造條件。
其實，在現代社會從來沒有百分之百的純粹市場經濟，也沒有百分之百的純粹命令經濟，因此，經濟理論上的“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之爭，主要集中在政府應在多大程度上對市場進行調節和控製，而不是要不要調節的問題。從理論上講，“看得見的手”是為了糾正“看不見的手”的盲目性、非理性。但在現實中，當政府采取大規模幹預措施的時候，人們不免要擔心：“看得見的手”過度使用會不會導致盲目性？“看得見的手”會不會失靈？顯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前提下，任何舉動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這也正是美國政府大規模幹預舉措出台引起全球關注的關鍵所在。
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探索及基本經驗
既運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又運用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堅持兩手抓、兩手硬，是改革開放以來實踐探索取得的一條極其重要的經驗。
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市場經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人們談之色變。改革開放後，我們對市場機製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鄧小平同誌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黨的十三大提出“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製”，市場化改革輪廓逐漸清晰。1992年，黨的十四大將“市場經濟”第一次寫在社會主義旗幟上，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強調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是深刻改變中國麵貌的一次重大突破。此後，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尋找新的科學定位。可以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就是不斷認識和探索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