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美國經濟形勢比較好，這是公認的事實。自1991年3月戰後第九次經濟衰退結束以來，美國經濟已經實現110多個月的持續增長，而且增長幅度在西方國家中名列前茅。1998年，美國出現29年來的首次聯邦財政盈餘。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連續數年超過其他西方大國。這些情況使得“美國衰落論”顯得越來越沒有根據。預計，美國經濟在近期內不可能出現象1929-1932年那樣的大蕭條。從二戰後的曆史可以看出，美國已經具備了相當強的自我調節能力，即使美國經濟處於疲軟狀態，出現1929-1932年那樣的大蕭條的可能性也是十分微小的。
美國的這種安全和經濟形勢，一方麵會助長美國的高傲自大傾向，在國際事務中容易我行我素，不注重別國的態度和立場；另一方麵會促使美國提升意識形態外交的地位，人權外交和民主外交就是重要表現。
（四）全球化
美國學者托馬斯·凱若瑟斯在《避免幻想的民主》一文中，在敘述了從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席卷南歐、拉美、亞洲大部分、前蘇聯、東歐和非洲的民主化浪潮之後說：“與蘇聯模式共產主義的滅亡和國際經濟體係的全球化一起，民主化浪潮推動了世界從戰後時代進入一個新時代。”這裏他將全球化與民主化浪潮並列為推動世界進入“新時代”的因素。其實，全球化是更根本的因素，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全球化還是民主化浪潮形成的主要動因之一。
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麵。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世界統一大市場形成的過程，在西方國家看來，這個過程會促進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廣，最終實現政治全球化。正如德國前外長克勞德·金克爾所說：全球化“為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提供對共同價值觀取得一致的機會”。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處於“中心”地位，占有很大優勢，而作為頭號發達國家的美國則是“中心”的“中心”。很顯然，全球化為美國向世界推進民主並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提供了方便條件，從而在客觀上會刺激美國強化意識形態外交的傾向。
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融入全球化大潮是不可回避的，這已經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所證明。而要融入全球化，就必須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交往，向它們開放市場，這就為它們推行意識形態外交提供了便利條件。比如，它們可以通過經濟活動，如貿易往來、投資，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傳播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擴大其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影響。美國總統克林頓就曾說過，貿易是美國能夠在全世界推廣美國的核心價值觀的工具。著名戰略家約瑟夫·奈獻計道：“美國應利用自己龐大的軟力量工具，把它的觀念、意識形態、文化、經濟模式和社會政治製度的吸引力投射出去，並好好利用自己在國際上的商業和電信網。”再比如，它們將人權、民主等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掛鉤，借與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關係之機向其施加壓力，以使其按照它們的標準行事，向它們所希望的方向演變；它們還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在某些方麵對它們的需求，動輒進行經濟製裁，幹涉其內政，試圖迫使其在政治問題上做出讓步。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和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的加深，西方國家的這種西化攻勢，利用經濟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的傾向還會加強。
臨近世紀之交，美國決策層和戰略家們都在積極為美國謀劃21世紀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戰略。在世界推進民主，促進美國的價值觀，已經成為共識。1999年9月15日，美國21世紀委員會發表了題為《新世紀來臨：21世紀的美國安全》的報告。報告預言：“獨裁政府將走向崩潰。因此我們可能看到新的民主國家的崛起，一些老資格的民主國家日益增強。”然後建議“美國和世界上其他成熟的民主國家采取一致行動”來促進民主進程。尤其是美國應該擔負起領導責任，因為“美國的實力和價值觀都帶來了重大責任”。該報告提出這種主張的重要依據之一就全球化。報告認為：“全球的聯係將使‘重要思想’能夠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傳播。有的思想可能具有宗教性質，有的具有平民主義性質，有的致力於民主和人權。”“在許多方麵，未來的世界看來是同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相符的。信息革命打開的世界將不適於暴政，而有利於人類自由。總的來說，如果世界更加繁榮，就會對民主更加有利而對宿命論和常常伴隨它的悲觀信條不利。一個社會控製不太嚴格、比較自由和自我調整的世界也符合我們最深切的政治信仰和我們主要的政治比喻——我們憲法的製衡、市場‘無形的手’、我們‘合眾為一’的社會信條和聯邦製概念本身。”可見，在該報告作者看來，全球化與美國的推進民主戰略是一致的，全球化為美國推行民主外交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