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自己說，“我所以得天下之故”有三不如。這是三千年曆史上成敗之標準，就是主權階級（即活動分子），與智識分子合作則其事業成，不合作則其事業敗。所以中國治世時代，必以聖君賢相並稱，乃至做壞事，也必須土豪劣紳互相勾結。這中間出身於智識階級，而肯負責任能切事實的人，隻有諸葛亮、王安石、張江陵、曾國藩諸人，在三千年中占極少數。
秦漢以後，政權武力智識分裂了（從前集中於貴族階級），所以政治上有不斷的競爭，而華族就漸趨於衰弱。但是我華族在這種壓迫之下，（竭力奮鬥繼續了三千年）還做一件驚人的大事，就是對於物的工作。就其奮鬥的精神言，似乎蒸氣機關的發明，未必算這麼一回大事。從造紙，印刷，陶磁，漆，建築，雕刻，乃至水車，機織，件件有獨到的發明，不過為智識階級所瞧不起，故不能有文字的記載，而學術的積聚性不能發揚罷了。
近五十年來，社會受環境之影響，發生了大變化，但其政治的演進可以分作幾步說：第一步，是智識與武力的合作（一、智識分子投身為軍人，二、軍人入學取得智識，三、社會中智識分子與活動分子的合作），這中間的聚散成敗，有事實的證明，不必詳述。第二步，當然是政權，武力，智識的一致。但應當切實注意者，就是智識分子還是不能切實的統製物質，所以民族的生活上根本發生了問題，而其所以不能統製物質的原因，也仍是因不負責任不切事實的兩大弱點而來。
從顧顏的樸學精神，曾胡的負責態度，或許可以在酵素電管中，加入一點新生命罷。但是新式的社會，更有一樣要素名曰“組織”的。這組織兩字的意義，就是說一件事，不是一個人，一個機關負責任，而是各最小單位（個人）各負各的特別責任，而運用上得到一種互助的成功。這就是新經濟的要點，也就是國防的元素。我們還有一句俗話“行行生意出狀元”，這是中產階級的反抗呼聲，也就是將來物質建設的基礎。我們現在可以說有強兵而國不富者矣，未有富國而兵不強者也。
說一句牢騷的話，商店的學生，工匠的藝徒，要是夜間能讀上一點鍾的書（就是在實際的事物中過生活的人而能攫取知識），恐怕倒可以負起複興民族的責任，而每天坐汽車包車，在中大學上六時以上的功課的，恐怕將來隻能做學理上的教授罷了。
第二章從歐洲曆史上解釋
近時許多人喜用“東方文化”“西方文化”等名詞，我根本有些懷疑。文化二字上麵，是不是應當加上一個籠統的方向形容詞？印度文化在漢唐時代根本是西方的，現在用什麼理由把他歸入東方範圍以內？而在歐洲看來，希臘的文化才是東方文化呢！新渡戶博士說，“土耳其強盛了，才把東西隔斷，從前根本沒有這一回事”，這話是對的。但是各時代各區域的生活基調有許多不同，卻是事實;我說：這個生活基調，才是文化的根本。
“有無相通，供求相應”，這是商業精神，即商業生活的一種基調;“自給自足無求於人”這是農業精神，即農業生活的一種基調。這兩種生活基調根本不同，所以影響到思想，製度，習慣（總言之為文化），處處成一對立的狀態。但是實際生活上農人免不了交易，商人也得注意原料，所以農商之間既有調和，又有衝突，結果更有演變。我用這一個基本觀念來看歐洲的曆史，自覺另有一種色彩;並且用此來解釋現在所謂“全般歐化”，“中國本位”的論爭也覺得比較妥當。如今且將農業商業兩種生活的不同方麵來對照一下：
大家都知道海岸線的綿長，是希臘文明一個決定的因素。海岸有何用處？又知道羅馬是一個半島。何以半島能發展文明？這就是海，就是交通，就是便於運輸貨物的水的交通。所以希臘人當他進化到了農業生活，他的生產品立刻可以向外推銷，而國外許多新鮮事物，時時來刺激他的生活，偉大的希臘文明就從此產生了。可是即就希臘本身論，已有雅典斯巴達的分，雅典重商重海，斯巴達重農重陸。羅馬大帝國繼承希臘文明，在農商的調和上比希臘進一步。他靠海的財源文化來發達陸上，所以船果然發達，車亦有進步。他的馳道從歐洲大陸築起，一直通到君士坦丁，海岸形勝的地方。
如果說文明一定有征服野蠻的力量，那麼希羅的文明就不應中斷？如果有了文明還是要中斷，那麼要文明幹麼？咳，話不是這樣說的，文明是好的，但是要顧慮文明本身自己出毛病！
商業文化靠的是交通工具。希臘時代的工具隻有帆船，隻有馬車，他的能耐隻限於地中海一帶，他的市場有一定的限製，經不起幾百年的有無相通，通到了沒有再通的餘地，他的文化自然的是停滯了，衰頹了。已經有錢的人安於逸樂，沒有錢的人無法發展，日耳曼的蠻族起來了。
近代的人稱中古時代為黑暗時代，這真是商人的瞎說。中古時代有很高尚的文化，不過是農業的罷了。德國人現在很了解此意，所以將拿能堡做了國社黨集會的中心。這件事教授們切不可小看他，他得了現在新文明的曙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