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爭議的作家餘傑近日“出走”美國，麵臨全新的“自由創作環境”。多家西方媒體報道了這件事，認為這是當局“不容忍批評”的結果。
餘傑長期與中國主流社會格格不入，崇尚對現實的極端批判，直到後來他的書大陸沒出版社敢接。他曾經短時間受到拘留，一直是外電追蹤的目標。他的生活逐漸走入了非正常。這次他“出走”美國，對他個人來說應當算是一種解脫。
中國的出境大門越敞越開，去年另一名“異見作家”也“出走”德國。有人認為，實在忍受不了中國現行政治體製的人，選擇移民對他們個人以及對國家，都是痛苦較小的解決方案。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出走與世界大量有才華的人紛紛來中國創業，是逆向而行的。就在本周一，《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號召美國青年人“去中國”工作，原因是中國“有充裕的就業前景”，“有相當多自由”。
“出走”所代表的對中國“言論不自由”的宣判，還與中國輿論不斷多元化的趨勢相抵觸。中國言論自由度的確仍有提高的空間，而且這樣的拓展在不停發生著。批判者和自由主義作家是推動言論更自由的力量之一，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客觀上做了“啄木鳥”。包括餘傑早年的成功，都證明了中國不是嚴禁自由主義的鐵幕。
然而一些人要求中國的創作環境一下子達到西方的標準，這是為難甚至刁難自己的祖國，是要求一個有無數緊迫任務的龐大國家，變成優先為少數知識精英服務的“文化自由小灶”。這是中國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上述現象還代表了少數知識精英的政治自私，他們對國家道路的好惡，出發點不是中國人民的整體福祉，而是他們自己的表達空間和他們對社會影響力的最大化。當他們個人利益受到觸犯時，他們就把個人的極端感受當作公眾的感受進行宣揚，吸引各種力量幫他們與現行體製作鬥爭。
實際上，輿論多元化在逐漸培育中國社會新的理性，極端自由主義者要想立足越來越難，一旦他們受到限製，他們淡出公眾視野的速度往往很快。由於推動中國民主進步的合法正當途徑越來越多，“異見分子”享受的關注自然減少。這會造成一些人的失落感，反過來又促使他們變得更極端。
相信餘傑等人“出走”西方後，能更貼近地觀察他們崇尚的西方製度，體會中國與西方的同與不同。在正常情況下，這樣的文化碰撞會產生觸電一般的力量。
希望他們不被過去的選擇綁架，保持思考的開放，敢於求真求實，敢於做與以往不太一樣的“出走者”。
（2012.01.13）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