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我，安安靜靜地背靠牆坐著，頭垂在蜷曲的膝蓋上。可是，我的腦子裏卻翻騰著一個極其邪惡的念頭：媽媽您要趕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麵！想到她會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屍體，我的心就揪緊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樣扭動。是的，現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樣，我都能感覺到有股毒液從心髒沿著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僅使我手腳冰涼，使我捏緊拳頭，使我咬牙切齒，而且正一點點腐蝕掉我對人的善意，把我原來單純、天真、熱情的細胞變成一團團癌組織。
一個多月以前，農建師“聯委會”命令我到這個團場來“辦學習班”。雖然這個武裝連以關押本師各種犯人而聞名，使我有一個不祥的預感，但我還是抱著良好的意願——我，一個年輕的“摘帽右派”，應該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偉大運動中蕩滌身上的汙泥濁水，把自己徹底改造好。那天，媽給我炒了碗蛋炒飯，衝了碗醬油湯，為了不使湯潑出來，一直用手扶著搖搖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牆，坐進在門口等我的吉普。媽像一尊塑像似的立在斷牆的豁口中間，隻有一綹白發在微風中拂曳。她憂傷的眼光從鬆垂的眼瞼下凝望著我，給了我最後一點母愛的光輝。我再一次目測巷口自來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離，看到那條用碎磚鋪就的坑窪不平的小路，想到媽一個人今後生活的艱難，我的眼睛濡濕了。但是，我絕沒有想到這就是永別。我在大學一年級時，因為在《詩刊》上發表了一首歌頌人道主義的詩而被打成右派。開始，我雖然對給我的帽子有過懷疑，但一遍一遍的批判終於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檢查中，我把自我譴責推到了極端，最後真的以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了。我痛心疾首，認為隻有今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才能報答黨和毛主席的關懷。所以，不論在一九六〇年摘帽以前和以後，在學校和這個省的農業行政部門，我都以努力改造世界觀和勤勤懇懇的工作受到領導的好評。後來，十幾個農場合建成準軍事組織——農建師，我仍然是一名稱職的幹事。我一直謹小慎微地在被指定的圈子裏幹活，從沒有越出家門到機關的那條馬路一步；“文化大革命”以來，也沒有卷進什麼派性鬥爭。這一次，我仍然以為是黨和毛主席用另一種形式對我的考驗和教育。來到這個小小的武裝連，我一下子被這裏幽美的景色迷住了。這裏綠樹環繞，渠水淙淙，長滿夏秋作物的寬闊的條田，一檔檔平鋪在一眼望不到邊的原野上。兩旁長著茸茸青草的鄉間土路，溫馴地在腳下蜿蜒。不論走到哪裏，都能嗅到綠色植物在陽光下發出的熱烘烘的香氣。盡管無休無止的強度勞動折磨著我，我還是能享受到鮮明的、清新的、純樸的自然美。這些可感可觸的美的實體，當然比康斯太勃或柯羅那些細膩的風景畫更動人。它經常使我心曠神怡，忘卻疲勞，沉浸在遐想之中。
然而，此時此刻，生活卻突然向我揭示出它的另一麵：生活在這塊美麗的土地上的人們本身，卻是醜惡的、猙獰的、瘋狂的。生活的真實，倒是人與人之間用心的惡毒和仇恨。以至於會搞出在自然災害來臨時，把我們棄於這間死屋，叫我們在死亡之前還要受最後一次恐懼的折磨這樣殘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