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篇 3.文人與錢
西晉文人魯褒,在《錢神論》中,說 “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內則其方,外則其圓,親之如兄,字日孔方……”譏方孔銅錢為 “孔方兄”,而十分巧合的是,如果我們把繁體的 “錢”字拆開,就是 “金戈戈”, “戈戈”和 “哥哥”同
音。早期文人受儒家 “重義輕利”思想的影響,對這個 “哥哥”很是鄙視,與魯褒同時代的西晉名士王衍自命清高,恥於言 “錢”,連提到 “錢”字也嫌髒了嘴,稱錢為 “阿堵物”,阿堵,在吳儂軟語中是 “這個”的意思,“阿堵物”就是指 “這個東西”。
王衍對 “阿堵物”避之惟恐不及,是因為他有個憑借權勢聚錢無厭的老婆,他真是有點 “站著說話不腰疼”。
李白說:“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值一杯水。”鬱達夫感歎:“袋中無錢,心中有恨。”史上的著名文人,沒有幾個是不為錢所苦,以至於有人總結,文人的窮酸、商人的奸詐、政客的無恥是這個世界永遠的風景。
左思製造了 “洛陽紙貴”的暢銷神話,也沒聽說他發多大的財,真正發財的恐怕是那些紙販子;後人常用 “詩窮而後工”來安慰可憐的杜甫,他 “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靠典當衣服買酒喝,僅有兩三間茅屋還為秋風刮破,連小兒子都被活生生餓死;李白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的日子也相當短暫,他曾瀟灑地宣稱 “千金散盡還複來”,但流放夜郎遇赦返回時,想喝點酒卻掏不出錢來;柳永文采風流,為青樓女子寫詞掙來的稿費連口棺材都買不起,死後還是妓女出錢合葬了他;蘇軾被貶黃州,被迫成為理財高手,把每月要用的錢分三十份掛在屋梁上,精打細算絕不超支;曹雪芹更不值,畢生血淚凝成一部曠世奇作,可全家食粥,他自己在饑寒交迫哀傷過度中夢斷西山,現在《紅樓夢》的每個字上都趴著一個學者,不知養活了多少 “紅學家”。
而這些都不算最慘的,最慘的要屬清朝的一位名叫裘日照的文人。裘日照以畢生精力寫了數百卷書稿,裝於鐵箱,滿懷希望地說等到數百年後,送給知音看。但是他死的時候,家中連給他買棺材的錢都沒有,隻好用那些書稿裹了他的屍體埋於荒墳中。
文人為錢所累,一方麵是物質生活捉襟見肘的重負,另一方麵是傳統思想的桎梏,總認為赤裸裸地談錢,有辱斯文,會被人詬病。
所以古代文人能夠光明正大地談錢掙錢,是一種可貴的勇氣。
《三國誌》的作者陳壽是史上記載的第一個公開索要稿酬的人,《晉書?陳壽傳》上說,有人請陳壽為其父立傳。陳壽說如果拿一萬鬥米來,就可以為他父親寫個好傳。按現在的米價,陳壽索要的價格相當於十多萬元人民幣,這種做法,類似於現在搞 “有償報告文學”,所以受到不少指責。
到了唐代,文人伸手要錢,依然為人所不齒。韓愈曾任刑部、兵部、吏部侍郞,想必官俸豐厚,但最怕沒錢,他曾寫過一篇《送窮文》大發牢騷,表達窮困無錢的無奈。但 “窮則思變”,韓愈是位賺錢的好手,賺起錢來絕不心軟,他寫廟碑、墓碑、墓誌銘 “必索潤筆”,而且數目不菲。他撰寫《平淮西碑》,正文五百四十五字,就得絹五百匹。今天有人將這五百匹絹換算成人民幣,說韓愈的一篇千字文相當於現在三十萬,這等換算,未免誇張,但韓愈稿費之高,無疑為文人爭了口氣,後人攻擊韓愈寫祭文是拍“死人”馬屁,但韓愈沒通過貪汙公款斂財,“農人種地出米,文人寫字換錢”,理所應當,他寫祭文隻要不是信口開河,顛倒黑白,說死者幾句好話,又有何妨?
明代的祝枝山給人寫文章,明碼標價一字一文,並絕不賒賬,直言不諱問對方:“是否現精神?”所謂 “現精神”即指現銀,人沒錢就一日無精神,倒是坦率得很。他有一個專門放錢的碗,但他愛錢不貪,一看錢夠喝酒了,便不再肯寫下去,抱碗就走。祝枝山的市場意識也還不錯,可他遠不如鄭板橋來得徹底,早年窮怕了的鄭板橋,出名以後,曾在門口貼一告示:“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蓋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