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書邊草拾掇 2.一九八一年八月雜文的美與刺
雜文的社會功能主要是針砭時弊，因而，它總要帶點刺。絕不能寫成四麵光滑，八麵玲瓏。雜文有刺，似已形成為一種品性。誠如有人把雜文寫作三要素的第一要素謂之“要有刺”，這枚刺好似“針灸醫生手中的銀針，刺準穴位，又酸又脹又麻，周身通泰”。但是雜文並不是都帶刺的，因為有些寫得很好的雜文，並沒有刺，隻是向社會吹起號角，有的還是對真善美的歌頌，誰能說它不是雜文？這類雜文的社會功能則是“美”。古人論詩，歸結為“美”和“刺”兩個方麵。如唐朝詩人白居易的諷喻詩就是根據美刺比興進行創作的，他以比興手法來表現美刺的內容。雜文乃激揚文字，激濁固可，揚清未嚐不可。“刺”者，批評惡濁也；“美”者，褒揚善良也。五四前後的雜文，基本上是一種批評武器，魯迅雜文所用的“魯迅筆法”，其基調是帶“刺”的，即所謂“論時事不留麵子，砭痼疾常取類型”。但五四以來雜文中也不乏歌頌性的，如瞿秋白的雜文，有的則是直接而正麵歌頌黨和紅軍以及革命工農群眾，有的是對革命力量的讚美和對革命前景的呼喚，這些雜文富有戰鬥性，猶如催征的戰鼓，昂揚的號角，給人以鼓勵，催人奮進。
進入社會主義新時期，這種歌頌性的雜文在雜文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盡管有人斥之為“歌德派”，也有人貶之為“甜味的雜文”，但它還是存在，並且似有發展的勢頭。這類雜文，除有不少是扶正與祛邪並含，立新同破舊兼蓄外，多數的篇章旨在扶正和立新。此種文字隻要寫得好，讀來不啻有興味，而且給人以思想上的啟迪。譬如，1983年機構改革之時，我們幹部隊伍中出現了一種“五十打蔫”的論調，當時《人民日報》副刊《大地》和《解放日報》副刊《朝花》前後刊發了同一題材的三篇雜文，儲瑞耕的《論“五十打蔫”》、徐家常的《趙州三橋》、宋振庭的《五十可不能打蔫》，中心議題是“五十不打蔫”。《趙州三橋》（《人民日報》1983年5月23日第八版）那篇是屬於“歌頌性”的，讀罷嘴裏甜滋滋，心裏樂淘淘。我們幹部隊伍三個梯形結構中，誠有像五十歲左右的同誌肩負著承前啟後的重任，宛若趙州三橋中那座稱之為“安濟便橋”的水泥小橋，在“趙州橋”被供奉為“文保”、趙州新橋即將淩然而立的景況下，用自己的身軀默默擔當著全部南北過往的運載重負。“這座橋將來肯定得不到大石橋那榮耀，也比不上新橋有前途。而且一旦新橋通車，它很有可能是連痕跡也不會有了，但它舍身濟世，甘當承前啟後的接頭橋”，憑這一點它是值得讚美的。三篇雜文皆為佳構，相比較“歌頌”的那篇寫得特好。
歌頌性一類雜文，大抵具有觀點鮮明，熱情奔放，筆調明快，文字清麗的特點。唐弢寫於20世紀50年代的《“三戶”頌》，顯然是一篇歌頌社會主義的雜文。但也兼蓄了一點批評，但就主體上說，應當視作“歌頌”，是“美”的而不是“刺”的。60年代（１９６２年５月至１２月）《人民日報》的《長短錄》雜文也有不少是對真善美的歌頌，如陳波（即孟超）寫的《一代詩史當鐃吹》、《楓葉禮讚》。其實，歌頌讚美新事物的，本是雜文固有之義，也並非自五六十年代才開始的，上麵例舉的瞿秋白之作自不必說，即以延安時期，特別是毛澤東的《講話》以後，《解放日報》雜文專欄的謝覺哉化名煥南寫的《一得書》的七十餘篇雜文，有不少也是“歌頌性”的，具有一種新的基調，新的內容和風格，開了解放區報紙文學雜文的先河，深受讀者的歡迎。而其中如毛澤東所寫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篇什，皆可視作歌頌性雜文的典範之作。
眾所周知，魯迅是寫雜文針砭時弊的高手，但他也有用雜文來讚美的。例如在《記念劉和珍君》中對劉和珍的讚美，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對左聯五烈士的讚美，在《憶韋素園君》中對韋素園的讚美，等等。不過，由於魯迅“深感這非人間的黑暗的悲涼”，故而這讚美也仍然是“以最大的哀痛顯示於非人間”的。如果說，魯迅對於受到了摧折的幼芽的這種歌頌，在當時，不能不以悼亡人的悲苦聲中出之的話，那麼，在新時期，對於在和煦的陽光下茁壯成長的新人、新事的禮讚，又為什麼不應該以高昂的語調“賦得”呢？雜文作為時代“感應的神經”，對於這偉大時代湧現的新生事物加以讚美和褒揚，竊以為理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