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land（2000）明確指出，與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以及資本主義的大蕭條一樣，轉型是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事件之一。轉型過程影響著大約16.5億人的生活，涉及30多個歐亞國家經濟製度的全麵轉變給人們的經濟條件帶來了根本的變化，而中國漸進式的經濟轉型為世界上的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許多正麵的經驗。目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試圖通過對轉型中的地方政府與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來揭示中國“自下而上”的大規模製度變遷和經濟快速發展的動因。本書引進比較曆史製度分析（CHIA）的理論視角和分析方法來研究地方政府、製度變遷與民營經濟發展問題，正是沿襲這一研究方向上的探索。
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幾年，世界上大約有30個歐亞國家經曆了或正經曆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涉及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的人口總量占世界五分之一，是當今世界人口和經濟規模最大的轉型國家。在1978—2003年期間，中國的GDP平均年增長率達到9.4%，成為同期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這一時期，中國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超過8%，而中國一些沿海城市的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10%，中國的經濟發展被認為是一個奇跡。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製度轉型在較長時期內都沒有涉及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所公認的轉型成功的幾個必要條件，即價格自由化、產權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也就是《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內容。但是，與其他采納了這些轉型建議卻陷入長期經濟衰退的轉型國家相比，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經濟轉型是最為成功的。對於中國漸進式的經濟轉型方式，直到90年代初，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還認為中國的改革不可能成功，而隻能是東歐和蘇聯成功轉型的反例。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個轉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卻與預測的相反。接受了西方《華盛頓共識》理念，采取激進式轉型方式的大多數轉型經濟國家在開始轉型後較長時期內經濟增長的回落，經濟增長曲線並沒有如許多西方經濟學者預期的“J”型，而是“L”型。請參見Lin（2004）。事實上，俄羅斯在2000年的GDP僅相當於他們在1990年時期的64%，東歐轉型國家中最成功的波蘭在2000年的GDP也僅比1990年提高了40%。請參見Qian（2003）。
基於製度—發展的視角，中國製度轉型與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兩類經濟現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類是與地方政府行為，也是與經濟發展模式有關的。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國不同地區的製度變遷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呈現出多樣化的格局。這充分說明了製度變遷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而東南部沿海地區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是其中非常有影響的製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模式之一。另一類是與中國製度轉型與經濟發展的長期內在推動力有關的。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看，1978—2003年期間，中國的國有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例都呈不斷下降的趨勢，2003年國有經濟的上述比例分別下降為32.5%和37%；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中國的國有經濟整體在1993年甚至首次出現了虧損。1994年之後，集體經濟也是呈現出以上的特征。與之相反，中國民營經濟（domesticprivatesection）在這兩個方麵卻呈現出持續的上升趨勢。2000世界銀行的IFC關於“中國私人企業成長”的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了中國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也就是說，中國整體經濟出現快速持續增長的同時，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都是並不具備自增強（selfreinforcing）的能力。因此，民營經濟的出現與發展是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