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滕文公死的時候，孟子曾與王鸌受齊王派遣，一同去滕國吊唁。來回幾天的工夫，二人從不談公事。本來孟子是正使，王驩是副使，而王驩卻獨斷專行，令孟子很不高興（見《公孫醜章句下》第六章）。如今，王驩升為右師，更是目中無人，人們也都想法討好他，但孟子卻不理會他。這在許多朝臣都在的場合，以孟子的聲望、地位，不理會自己，王驩認為這大大傷害了了自己的威嚴，於是指摘孟子對自己簡慢，瞧不起自己。孟子據禮駁斥了他。
由這件小事，看出孟子為人正直，從不趨炎附勢。
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譯文
孟子說：“君子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居心不同。君子居心於仁，居心於禮。仁人愛別人，有禮的人恭敬別人。愛別人的人，別人也經常愛他；恭敬別人的人，別人也經常恭敬他。假定這裏有一個人，他對我蠻橫不講理，那君子一定反躬自問：‘我一定是不仁，一定是無禮，不然這樣的事怎麼會攤到我身上？’反躬自問之後，我實在是仁，實在是禮，那人對自己的蠻橫不講理仍是老樣子，沒有變化，那君子一定又反躬自問：‘我一定是不忠。’反躬自問之後，我實在是忠心，那人對自己的蠻橫不講理仍是老樣子，沒有變化，那君子就會說：‘那個人不過是個不講理的人罷了。既是這樣，那同禽獸又有什麼區別呢？對於禽獸責難又有什麼用呢？’所以君子有對自己一生的憂慮，而沒有對一時偶發事情的痛苦。君子有這樣的憂慮：舜，是人；我，也是人；舜是天下的楷模，而且足以傳給後代；我呢，仍然不免是個普通人！這個是值得憂慮的事情。憂慮了又怎麼辦呢？想法像舜那樣就是了。至於君子別的痛苦，那就沒有了。不是仁愛的事情不幹，不合禮的事情不做。如果有一時偶發的事情帶來的痛苦，君子也不以為痛苦了。”
解讀
本章孟子首先肯定了君子之所以為君子，關鍵在其存心必以仁、禮。這二者是分說，其實統而貫之。“仁，人心也。”（《告子章句上》第十一章）仁心的發用，成為仁、義、禮、智。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章句上》第六章）每個人都有“四心”，但能夠始終保留的太少了，特別是仁、禮之心。而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就是能夠保有自己固有的仁、禮之心，具體說，就是君子能愛人敬人。君子的愛人敬人，自然引起人們的回報，因為仁、禮之心是人人固有的。所以孟子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君子愛人敬人，在生活中就是對己嚴，對人寬。別人對自己蠻橫不講理，不是去和人理論，而是反躬自問（這是敬人的表現）。經過深入的檢查自己，確認自己並不是不仁、不禮、不忠，隻是由於對方的蠻橫不講禮時，君子並不責難對方，采取寬容態度。君子在人生觀、道德修養上，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日常生活瑣事並不放在心上。如君子經常想：“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這就是“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孟子在說君子，也是在說自己。沒有自己的體驗，不會說得這樣細致、深刻。
原文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發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鬥者，被發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譯文
禹、稷處在政治清明的時代，三次經過自己的家門都不進去，孔子稱讚他們。顏子處在亂世，住在簡陋的巷子裏，一竹筐飯，一瓢水，一般人忍受不了這種困苦憂愁，而顏回卻不改他的快樂，孔子也稱讚他。孟子說：“禹、稷、顏回是同樣的存心。禹一想到天下有受淹的人，就像自己使他們遭淹一樣；稷一想到天下有挨餓的人，就像自己使他們挨餓一樣：所以他們拯救百姓才這樣地急迫。如果禹、稷和顏子互相交換地位，也都會那麼做。假定有同屋的人互相鬥毆，我去救他們，即使披著頭發頂著帽子，連帽帶都不能結去救也都可以。如果本地方的鄉親在鬥毆，也披著頭發不結好帽帶子去救，那就不合適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把門關著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