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育才的教育心理索源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史和哲學史上，要找出一個對於教育心理學有所研究而且成果顯著的人物，首推孔子的。
孔子有“弟子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史記·孔子世家》），他通過每個人——主要是以“七十二賢”為重點進行研究，在這些被研究的對象中年齡的差別很大：公孫龍最小，是“少孔子五十三歲”的小學生；秦商最大，是隻差孔子四歲的老學生。在這由小而大、由少而老的學生中間，幾乎包括了人的身心發展的各個年齡階段，作為教育心理探索者的孔子來說，這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他用它研究了人的個體從青少年到衰老過程中心理產生和變化的各種事實及其發展規律，又用以促進了他的教學工作，加速了人才的培養。本文不準備對他所研究的樸素的教育心理學內容，作全麵的介紹和評述，隻就其中有關學生成才的學習心理和教師育才的教育心理方麵的幾個主要問題，進行嚐試性的探討。
重視感知、注意與記憶的作用
1.關於感覺和知覺的作用
人的知識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學得的？這個問題，曆來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在認識論上鬥爭的焦點。孔子很早就說：我並非“生而知之者”，是“好古敏求”的“學而知之者”（《論語·述而》）。他從這種唯物主義的思想出發，指出了人們“學知”的途徑：一是“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同上）；二是“多見而識之”（同上）。這種思想，是他“一以貫之”的思想。例如“多聞闕疑”（《為政》），“多聞闕殆”（同上）等這類通過“見知”和“聞知”的記載，僅在《論語》一書中，就有128處，處處都闡明“見”“聞”是獲得知識的淵源。——人的感官與學習的密切關係——“感知是一切認識的最初階段，是一切知識的來源。”正如列寧說的，知識是“我們的知覺、表象的反映”（《列寧全集》第14卷），是產生一切較為高級和複雜的心理過程的基礎。所以孔子在強調“視思明，聽思聰”（《論語·季氏》以下隻注篇名）的同時，又嚴肅地指出：“不觀於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說苑·雜言》）他的這種重視實踐和感知在取得知識中的作用的思想，不僅在曆史上是閃閃發光的，而且在我們的現實生活裏還留有它的餘暉。
2.關於注意的作用
孔子稱讚他的高足弟子顏淵其所以能成為“賢哉回也”（《雍也》）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其心三月不違仁”（同上）。在學習時的注意力非常集中，甚至集中考慮問題到了“如愚”（同上）的程度。有其師就有其徒，學生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老師的影響。孔子在平常的教育工作中，每日每時都在留神學生的言談，連學生說話時用詞不當之處，孔子都是很注意而且及時予以糾正的。如有一次“冉子退朝”（《子路》）回來晚了，孔子就問：“‘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同上）由於冉有在平日學習時粗心大意，以“力不足”（《雍也》）為借口，未能認真注意“政”與“事”的嚴格區別，故在答問時，信口開河，把二者混為一談，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孔子抓住這個典型事例，警教學生們說：“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為了引起學生更多的“注意”，他曾抓緊一切機會向學生進行這方麵的教育。如有一次季孫之宰通問孔子說：“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韓詩外傳》）孔子立即回答的並不是宰通集中注意要聽馬該不該給的問題，而是他漫不經心地說話和上下不分的禮貌問題：“‘君取於臣謂之取，無曰假。’季孫諾，告宰通曰：‘今以住，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同上）孔子這樣“吹毛求疵”的目的是“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同上）。他的這種封建禮教，我們自然不能奉為圭臬，然而，他的這種一絲不苟訓練人的注意力的教育活動，可以說是“於細微處見精神”的！
3.記憶的作用
“注意”是“記憶”的基礎，“記憶”就是曾經感知和注意了的經驗，作用於分析器官的客觀現實的反映。盡管古代的孔子不懂現代心理學的這種生理基礎，但他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已經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記憶方法，如“溫故而知新”（《為政》），“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同上），和“默而識之”（《述而》）。學生在學習時，隻要能夠掌握和運用這些方法，就能把自己學過的知識，隨時從大腦裏恢複和再現。
重視思維、情感和意誌的培養
1.關於思維能力的培養
在孔子的言論中盡管沒有明確提出思維這個概念，但從他強調啟發學生積極思維的教學活動中，就可以看出。如他所說的“學而不思則罔”（《為政》）的“思”就和我們所說的“想一想”一樣，包含著思維的基本過程——分析、綜合、抽象、概括、判斷、推理。它是心理過程的高級階段。正因為如此，他又提出了“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述而》）的命題，進一步闡明思維的積極性、主動性在認識過程中的地位，用以反對那種“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禮記·魏將軍文子》）的輕率的學習態度和簡單的學習方法。又從而要求學生無論學習，還是待人都要做到“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他從人的心理過程的簡單的“視”“聽”“色”“貌”到複雜的“言”“事”“疑”“忿”“得”等認識和意向的全部活動說明，人隻有通過思維才能使自己的“視”得以明，“聽”得以“聰”，以至“見得”知其“義”與“不義”。所謂“慮而後能得”（《禮記·大學》），“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衛靈公》）！事事都強調和重視思維在認識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這從現代教育心理學的觀點看來，仍不失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意義。
2.情感的培養
人在任何社會產生的任何感情，都是由一定的客觀事物所引起的，並根據自己的或社會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態度，反映出不同的內心體驗和外部表現，孔子把這種體驗和表現，稱之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禮記·禮運》）的自然生理現象，是人類本能的共同感情。但他也認識到，這種感情的發生和發展要看現實生活在人的活動中具有什麼意義亦即對社會的意義如何而定。孔子認為當時的現實社會是“天下無道”（《季氏》），隻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衛靈公》）和“克己複禮”（《顏淵》）才是人們生活的“共同感情”。
我們說，孔子的這種思想的確是保守的，但是，無數客觀事實證明，學生愛什麼憎什麼的感情，並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教師精心培育的結果。如在“子路問事君”（《憲問》）的時候，孔子就曾懇切地告訴他：“勿欺也，而犯之。”（同上）甚至“見危授命”（同上）都是理所當然的。不僅如此，他還教育“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汛愛眾，而親仁”（《學而》），用以感化那些大逆不道的人們和拯救“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學而》）的混亂局勢，以期實現這樣一種理想的社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還要“尊五美，屏四惡”（《堯曰》），甚至“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他要求每一個人都能講究倫理道德，重視精神文明。
所有這些社會性的道德情操，孔子不僅用以教人而且身體力行，如當“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微子》）之後，孔子惡其違“禮”，感到在政治上和季桓子沒有什麼共同的感情，便“三日不朝”（同上），憤然辭職而去。相反，在一次“廄焚”（《鄉黨》）之後，“子退朝”，他隻問“傷人乎？”而“不問馬”（同上）。這又顯示了孔子“愛人”是不以人的貴賤為轉移而是以社會的道德為準則所產生的一種自然的情感。身教重於言教，孔子就是這樣用自己內心體驗了的分明的愛憎事實，向學生進行榜樣教育的。
3.意誌的培養
孔子在對學生進行意誌培養的工作過程中，經常教育學生要把自己的意誌行動與克服困難的行動聯係起來，不要害怕困難，鬆懈鬥誌，要克服障礙，不斷進取。如當冉有提出“非不說（悅）子之道，力不足也”（《雍也》），向困難低頭不願繼續學習的時候，孔子便鼓勵他說：“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汝）畫。”（同上）意思是說，力不足的，隻有半途而廢；而你並非如此，是缺乏堅強的意誌，劃地自限了。
此外，孔子還根據學生們不同的心理狀態，提出了多方麵的和更為具體的要求，進行意誌訓練。樊遲問仁，子曰：“先難而後獲。”（《雍也》）子貢問孔子，吾才竭而智罷，於學問，不能複進，請休焉！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止。”（《韓詩外傳》）
孔子還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子罕》）。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同上）。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陽貨》）。
孔子所講的這些鍛煉意誌的有益活動和意誌的力量，並沒有把意誌加以神化，而是從現實與可能出發的。不論是“先難而後獲”“仁”“我欲仁斯仁至”；也不論是“匹夫不可奪誌”和“闔棺乃止”，堅持活到老，學到老，學得好，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經過努力，完全可以把這種理想變成現實。例如，曾子是一個有名的“愚人”，由於受了孔子的這種思想熏陶，使他具備了一種特有的韌性和毅力，他是這樣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泰伯》），也是這樣做的，每日“三省吾身”（《學而》），矢誌不移、勤學苦鑽，終於成了名垂青史的“宗聖”，還寫出《曾子》十八篇流傳後世。意誌的水平是以所提出的目的水平為轉移的。目的愈遠大，意誌的水平愈高。孔子從當時的社會現實出發，根據學生心理的意誌特征，向學生進行意誌教育，通過教育又促進了意誌的發展，使學生具有改造社會以至獻身的決心，這種教育心理試驗和卓有成效的結果，不僅有其深遠的曆史意義，還有其現實的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