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活下去？因為生活是可愛的、世界是溫暖的、人生是充滿希望的。文學，就是要給人以希望，讓人感受到世界的美好，看到人生的光明和希望。我覺得，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本質性地反映生活，為人類提供生存智慧。人生的智慧在於正確地認識生活，賦予生活以意義，為人生提供動力。當然，生活並非到處都充滿陽光、鮮花和笑臉；某些時候，人生的道路也會荊棘叢生，我們也會遇到一些陰暗的東西。即便如此，我們也要懂得從生活的暗部，去發現光明的一麵、溫暖的一麵，因為黑暗往往能反襯光明。如果文學作品僅僅停留在對於生活陰暗麵的揭露上，而不能給人以希望，不能讓人看到光明，那麼這樣的作品就是人類心靈的毒藥，我們要這樣的東西幹什麼？另一種“官場小說”
記者：你的《人道》是一部“官場小說”，卻與此前流行的“官場小說”不同。我們讀到的許多“官場小說”，總是把官場寫得很可怕，充滿了欺詐、傾軋、陰謀，人物的心靈都很陰暗、陰險、陰冷；而你筆下的“官場”，雖然也有灰暗的部分，也充滿了爭鬥，也寫出了某些官員不太光明的一麵，甚至塑造了“馬裏紅”這樣一個“官迷”形象，但總體上表現的還是生活的常態，你並沒有提純生活，讓人感到很真實。
李天岑：我把“官場”寫成那個樣子，不是為了粉飾生活。生活原本如此。我覺得一個作家要有責任感，要準確地把握“官場”，要讓讀者通過作品真正了解“官場”。“官場”並不像有的官場小說寫得那麼黑暗，也不純然是血淋淋的你爭我奪、殘酷無情。“官場”裏麵光明麵是主要的，陰暗麵是次要的。我就是想通過我的這部小說匡正一些官場小說走極端的偏向。
你看《人道》中寫的那個“官場”，也隻是社會這個大網絡中的一群人，這些人就在我們身邊，隨處可見。在這個網絡中，“官員”也想盡可能地保持公正、公平，所以他們才會竭力舉薦像楊曉靜這樣樂於奉獻、為民服務的好幹部。同時，“官場”也的確是複雜的，這是有許多社會因素導致的。我寫《人道》的目的是勸誡人們對當官之事要順其自然，不必爭奪，是想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美好，使人際關係變得更和諧。
記者：你的小說裏總是充滿了悲憫。
李天岑：作家的心靈應該是柔軟的，應該充滿大悲憫。我們要懂得尊重生命，要愛人類，包括一切生靈。所以，《人道》寫到最後，我還是讓“馬裏紅”這樣一個為了跑官而丟掉人格、心靈上千瘡百孔的人物留下一口氣，沒讓她馬上死掉，我不忍心。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上，做一個清醒的人、知足的人真的不容易，為了能活得幸福一些，得有人不斷提醒著，不要在欲望麵前迷失了自己。寫作是一種勸善的行為。所以，當有人把我的《人道》稱作“官場勸誡小說”時，我很高興，將這個評價當做對我創作的最高獎賞。
“官員作家”存在的意義
記者：南陽的作家們說，出了你這位“官員作家”，大家都很振奮，感到當個作家很揚眉吐氣。是這樣嗎？
李天岑：我為能生在南陽這片文學熱土上而深感慶幸和自豪。“南陽作家群”是中國文學隊伍中一個特殊現象，很整齊，很有實力，也很團結。回想“南陽作家群”的成長，除了作家們自身的追求與努力之外，的確與南陽這個地方優良的“文化生態”有關。多年來，南陽曆屆領導對文學創作都很支持，對作家很關心，為作家們辦了許多好事，解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使他們得以安心創作。
至於我自己嘛，本身就是這個圈子的人，跟作家們都是朋友，彼此很理解，心心相印，自然很樂意為他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這沒有什麼可說的，大家都是朋友嘛，相互支持。作家朋友們對我支持很大，給我很多指點和鼓勵，我一直心存感激。要說我這個“官員作家”的存在對“南陽作家群”有啥意義，我想，可能是：我本身是個“官員”，業餘堅持創作，也許會帶動一些從政的人來關心創作、甚至直接參加到創作隊伍中來，而不擔心有人說他們“不務正業”。我想，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崇尚文化、崇尚創造，我們的社會就會有一種好的“文化生態”，這對於文化的發展是大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