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製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訪美麗新世界》裏提到的，那些隨時準備反抗獨裁的自由意誌論者和唯理論者“完全忽視了人們對於娛樂的無盡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們受製於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這本書想告訴大家的是，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
在本書作者波茲曼看來，劉曉慶為出演一部新片而在自己的臉蛋上大動幹戈之類，八卦之外，其實了無新意。如果允許選擇“頭條”，波茲曼多半會“聚焦”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當年，某次競選失敗，氣急敗壞的尼克鬆拒絕檢討自己，反倒跟自己的化妝師大發其火，一口咬定該次失手，原因全在於化妝師蓄意破壞……
如你所知，事實上如此“聚焦”依舊難逃八卦嫌疑，但其含義卻已非常。至少，它讓我們在聽說當下任何一位政客在如火如荼的競選熱浪中亦不忘為自己特聘“笑話”參謀這樣的新聞時，不再驚詫……與尼克鬆對化妝師的“譴責”一脈相承，此類細節讓我們懂得，“政治”正演變為一種“娛樂”———盡管春晚、範偉、趙本山、周傑倫的緋聞女友等其實無關政治。
這其中隱含的意思是說，就當下文化而言，“娛樂”已贏取我們這個時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眾文化語境中，由印刷機開創並延續經年的所謂“闡釋時代”已然讓位於由電視機開創的“娛樂業時代”。由此，一個平頭百姓或一名身價過億的名主持其內在品德是否“誠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上去是否“誠懇”？
而也正是這似乎簡單到家的一“看”，證明電視及其文化如今既是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工具。為此，波茲曼說：“電視在安排我們交流環境方麵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無法企及的”。而羅蘭.巴特則說：“電視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
以是觀之，趙薇、趙忠祥、張藝謀、、崔永元等原本即以“鏡頭”為生的繁多“著名人士”的任何閃失，其實都無足輕重。以波茲曼之見，比演藝圈、電影圈、電視圈中的無窮紛爭與齷齪更糟糕的，是“娛樂”的泛化乃至深入人心。
波茲曼的這一判斷語調平和，但卻內含絕望之心———電視1900年誕生至今不過百年，但它已將政治、新聞、教育乃至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場喧嘩繽紛的“雜耍”。在那張壯闊無比的“電視”屏幕上，無論多麼殘忍的謀殺，多麼恐怖的地震，多麼荒誕的政治醜聞，隻要主持人溫柔地說一聲“接下來”，一切便從人們的腦海中消失得幹幹淨淨……
於是，如今我們每日沉浸其中的所謂“信息環境”事實上已成為“電視”的一麵鏡子———在這個類似於“歡樂總動員”、“非常6＋1”式的信息環境中，不僅失敗的文化已成為一種文化，而且，新聞的價值也僅僅取決於它能帶來多少笑聲或噓聲……更有甚者，非凡品德、完美的人格之類，也僅僅取決於“化妝術”的高下……
為此，波茲曼的憂心絕望之至，感人之至：“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複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