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在於我們看什麼電視，問題在於我們在看電視。要想解決問題，我們必須找到我們怎樣看電視的方法。我相信我們有理由說，我們對於什麼是電視還不甚了解，因為我們對於“什麼是信息”和“信息怎樣影響文化”這兩個問題還沒有進行過充分的討論，更不要說達成共識了。想到人們如此頻繁而熱切地使用“信息時代”、“信息爆炸”和“信息社會”之類的詞語，我們不難感覺其中的一絲可笑。我們顯然已經意識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發生的變化意味著某種東西，但除此之外，我們沒有想得更多。
什麼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會給我們帶來什麼不同的知識、智慧和學習方法？每一種形式會產生怎樣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什麼樣的信息最有利於思維？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傾向？信息過剩是什麼意思？我們怎麼知道存在信息過剩？嶄新的信息來源、傳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樣重新定義重要的文化意義？例如，電視會不會賦予“虔誠”、“愛國主義”和“隱私”一個新的意義？報紙所指的“大眾”和電視所指的“大眾”有什麼區別？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決定它要表達的內容？
通過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類似問題，美國人才可能和他們的電視機進行對話。如果某種媒介的使用者已經了解了它的危險性，那麼這種媒介就不會過於危險。那些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樣的答案還是和馬歇爾·麥克盧漢一樣的答案並不重要（順便提一句，我們的答案差別很大），能夠提出問題就夠了。提出了問題就是破除了禁忌。我想補充一句，這些有關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會作用的問題對於電腦和電視機一樣適用。雖然我相信人們對於電腦的重要性已經有了足夠的認識，但是我這裏還是要提一下，因為很明顯，美國人對於電腦的態度也是盲目的，別人告訴他們怎樣就是怎樣，沒有一句異議。對於電腦技術的中心命題——我們解決問題遇到的主要困難是數據不足——沒有人表示過懷疑。直到多年以後，我們發現大量收集和快速檢索的數據對於大規模的組織和機構確實很有價值，但沒有為大多數普通人解決什麼重要問題，它們帶來的問題至少和它們能解決的問題一樣多。
總之，我想指出的是，隻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我們才有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製。但我們應該怎樣培養這種媒介意識呢？我腦子裏隻有兩個答案：一個純屬無稽之談，我們馬上可以否決掉；另一個成功的希望渺茫，但這是我們僅有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