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原董事會曾議定，外資持股比例最高不能超過首誠證券總股本的30％，入股之後隻能成為公司第二大股東，但是，在董事長兼總裁韓筱的堅持下，這條底線最終被突破，外方持股比例達到了政策規定的最高線33％。原董事會曾議定並寫入《公司章程》，新公司董事長人選由外方推薦，總裁人選由中方推選，副總裁人選由總裁推薦，但最後簽署協議時，外方多了一名常務副總裁職位。董事會曾議定，外方應以增資方式出資，溢價部分轉入公司資本公積，但由韓筱帶領的談判團隊所取得的談判成果卻是：外方以較高價格按比例從原股東手裏購買股權。這種做法，一方麵直接削減了原股東的股權份額，使外方以較少投入迅速地一步到位，成為並列第一大股東；另一方麵，以高價格為武器，又等於“買通”了原股東單位的股東，調動起他們的力量來使首誠證券的董事們放棄抵抗。這一招實在是狠。
為了教訓韓筱，發泄內心的不滿，李維串通被愚弄了的董事們，集體推舉李思恩而不是韓筱出任新公司的總裁。他們以為，中方推薦了李思恩做總裁，外方再派出一名董事長，這樣無異於使韓筱當上了一回架子工——搭完台之後走人，因為沒他的戲了。但出乎李維他們所料，這正是韓筱和外方預先設計好的一個圈套。外方在根據協議，行使董事、董事長人選推薦權時，韓筱作為唯一董事長人選被推薦，其他董事一點辦法沒有，隻能眼看著他留在首誠證券，依舊呼風喚雨，並享受外方給予他個人的股權激勵。
公司合資後，業務範圍並沒有什麼變化，但是人際關係卻變得複雜了。
依李思恩的個人感覺，韓總對他、對公司，情感態度上倒是沒有什麼變化，該管的時候都能管到實處，不該管的時候他絕對地超脫，依舊是半仙的樣子。但是在李思恩這一麵，卻顯得甚為尷尬和底氣不足。李思恩總覺得自己沒有拒絕原董事會的推薦，而是接受了總裁任命，這樣做很對不住韓總，在當時這等於是在幫原大股東將韓總的軍。不管韓總在合資問題上的做法，有多少讓李思恩不讚成，但他韓總畢竟是你李思恩的老朋友、大恩人。知恩不報，光“思恩”有甚屁用！
這一方底氣不足，加之李維的後撤，使“中方”陣線的力量大為削弱；但那一方麵，“外方”的進攻卻攻勢不減，迅猛異常。那個台灣人李喆一直就沒有閑著，充當著外方領軍人物的角色。
李喆是個中美文化的混合體，混合的又多半是渣滓，所以總是製造麻煩。同台灣的許多政客一樣，他眼睛隻盯著細節，而無“施政綱領”；隻熱心於人身攻擊，而對“國計民生”的“政”事則沒有感覺。他的民主就是奪權，即他有奪權的自由，而沒有“民族、天下”之責任。有這麼一個主兒在眼前晃悠，天天給你挑刺製造事端，而你又投鼠忌器，治他不得，可想而知，李思恩的總裁當得是何等的鬱悶。
男人鬱悶的時候，多數願意找人聊天，找人喝酒。所以每到周末，李思恩都會和新朋舊友泡在一起，聊天解悶，暫時忘卻公司裏的煩惱。
同公款賭博、公款包二奶乃至直接貪汙公款相比，公款吃喝的罪責是最可饒恕的，因為它和公事有關（邊吃邊談），又有個生理限度（一天三頓頂多四頓）和健康警戒線（吃喝過多過好都對身體不利），還可以拉動內需促進人際關係和諧，因此隻要別過度，別再因此而耗費國家的醫藥費，就可以被寬容默許。
在李思恩的這些個酒肉朋友裏麵，鮮有上海本地人。他聽說過，上海本地的男人都懼內，下班緊著趕回家做飯，晚上還要陪著家人，甚至於幫太太捶背、卸妝、按摩腳。所以拉他們出來喝酒，無異於製造家庭不睦。他可不幹那種缺德事。
在接觸了北京、上海兩地的股民之後，李思恩發現，他們之間確實存在一些地區間的差異。比如，有些北京股民（極少數）會偏愛免費的高級衛生紙和中午免費的盒飯，而有些上海股民（也是極少數）則偏愛茶水間免費供應的純淨水。他們會在龍頭下麵耐心地接，杯子（其實是壺）有幾升的容量，待收市後帶回家去，全家人一天的燒飯或飲水問題就解決了。
2000年9月的一天，有位在北京主管部門當官的同學到上海開會，李思恩趁機招呼了一群業界的朋友與他一起相聚。大家認識之後，坐下來邊吃邊聊，一麵聽這位司長大人高談闊論證券行業的前景，一麵相互之間交流信息，探討如何把各自的業務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