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合約特征來看，關係型融資能提供的靈活性是一個重要的優勢。關係型融資為合約的靈活和酌處預留了空間，允許對敏感和不可訂約信息的利用，從而便利了隱含的長期訂約行為。相對於資本市場上的安排來說，關係型投資者與客戶間的關係沒有那麼嚴格，合約的重議也較為容易。盡管在規則與相機抉擇（discretion）之間的取舍一直是經濟理論中不斷爭論的問題，但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相當高的融資安排中，關係型融資提供的更高靈活性能降低財務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如Gilson，John，Lang，1990；Preece和Mullineaux，1996；James，1995，1996；以及Cantillo和Wright，1997），這無疑是能增進福利的（如Boot等，1993）。在關係型融資安排下，投融資雙方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信任和聲譽的雙邊承諾。在信息不對稱和許多信息不可定約時，與投資者間的隱含的（非強製性的）長期合約會優於非關係型投資者提供的顯性的長期承諾。這樣，投融資雙方都會意識到他們之間的關係能創造通過其他途徑無法獲得的價值。Mayer（1988）和Hellwig（1991）討論了銀行融資的承諾本質。Boot等（1991）研究了承諾的可信性。Schmeits（1999）正式考量了銀行貸款合約的靈活性對投資效率的影響。
關係型融資的另一個合約收益與投資者可簽訂的顯性合約的結構相關。關係型貸款合約包括了許多指導客戶關係的條款，如幫助控製潛在的利益衝突和降低代理成本。而且，貸款合約比起債券發行或其他公開資本市場融資工具來說更容易重新商定（Berlin和Mester，1992；Dennis和Mullineaux，1999）。由於在新信息使得條款變得次優時再協商是可能的，貸款合約就能包含一些很嚴厲和詳盡的條款，這顯然增加了條款的效率。再協商的結果取決於雙方的談判地位，而這又取決於關係型融資的優先等級。一般而言，銀行貸款要優先於其他債務。由於債務的優先級越高，債務價值對企業總價值的變動就越不敏感。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就沒有激勵通過削減債務規模來增加企業價值從而增加其債務價值。Diamond（1993），Berglof與von Thadden（1993）以及Gorton與Kahn（1993）研究了優先級結構。Longhofer和Santos（1998）認為，高優先級使銀行能從對危機企業的額外投資中首先獲益，從而使銀行有激勵通過建立客戶關係來準確評估此類投資的價值。
在實踐中，企業的融資結構並不是單一的，不同的融資選擇也不是完全的替代關係。事實上，不同的融資方式存在著機製上的互補性。Diamond（1991）和Hoshi等（1993）研究了銀行貸款和資本市場融資之間的互補性。Hoshi等（1993）認為，銀行貸款將借款人暴露於監督之下，並作為一個認證機製便利了同一時間的資本市場融資。Petersen和Rajan（1994）也認為，長期關係能將關於企業信用質量的有利信息傳遞給市場。Diamond（1991）認為，借款人在進入資本市場之前會希望首先從銀行借款，以建立充分的信用度。按照這一邏輯，銀行與資本市場融資之間存在著序貫互補性（sequential complementarity），銀行同樣提供了認證和監督機製。Chemmanur和Fulghieri（1994）認為，銀行的品質對於該認證是至關重要的。這意味著，在關係銀行的價值和貸款人的品質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係。
從實證分析上看，Mikkelson和Partch（1986）、James（1987）、Lummer與McConnell（1989）、James和Wier（1990）、Best和Zhang（1993）、Preece和Mullineaux（1994）、Billett等（1995）以及Shockley和Thakor（1998）均發現，銀行貸款對股價有正的宣告效應（announcement effect），特別是貸款合約的續簽。Lummer與McConnell（1989）將銀行貸款宣告分為首次貸款和貸款展期，並認為兩者在宣告效應上的差異能反映已建立關係的價值。實證研究發現，前者的宣告效應並不顯著，而後者有正的宣告效應。但Slovin、Johnson和Glascock（1992），Wansley、Elayan和Collins（1992），Best和Zhang（1993）以及Billett等（1995）發現兩者都有正的宣告效應，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不過，當借款客戶的風險很高時，Best和Zhang（1993）確實發現了這種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