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曹操的用人之道是有本事的人允許缺德。這絕對化了。他不是允許缺德，而是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上：“如果現在是太平盛世，那每一個崗位我都必須要安排在德行上讓我放心的人，但是現在是亂世，那邊有孫權，這邊有劉備，這時我得跟他們對著幹，我需要有本事的人。如果我找了一班特別有德行，可一上陣就逃跑的人，那有什麼用？所以要有事賞功能。”
因此，曹操有這麼一句話，“治平向德行，有事賞功能”，意思是說社會安定時要崇尚德行，重用有德之人，多事之秋則應當賞識能建功立業之人。因為站在這個高度上，因為身處亂世，所以曹操允許自己身邊的有識之士、武勇之臣，在人格、性格、品行上有缺陷。
社會安定時要崇尚德行，重用有德之人，多事之秋則應當賞識能建功立業之人。
曹操的人才策略概括為“遍羅人才，唯才是舉，知人善任，擇人任勢”，其獨到高超的人力資源管理藝術，對我們今天的管理理念與技術無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2．親賢臣，遠小人
在諸葛亮《知人》一文中，從七個角度論述了對人的觀察，即“七觀”：
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谘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此七觀可概括為：誌、變、識、勇、性、廉、信等七項內容。
“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意思是把一個人扔在是非裏頭，看看這人誌向有多大。什麼意思？有大誌向的人，沒有小是非，遇上小是非能忍就忍、能讓就讓。韓信遇上一地痞，地痞說：“你從我胯下鑽過去。”韓信一看不行，心想這地痞敢跟我玩命，我是有大誌向的人，而他一輩子也就是這麼一個地痞了，我跟他玩命值嗎？於是韓信就跪地上鑽過去了。
我在電視節目裏看到過，為十來平方米的一個臨時性違章建築，兄弟倆幾十年反目成仇的事情。就為這麼點小是非，兩人能折騰幾十年，充分說明他們沒什麼正事幹。有這幾十年掙套房子不是更好嗎？可遺憾的是，兄弟倆非得爭出個名堂來，甚至打到電視上去了。
“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說的是一個人會不會變通。你跟一個人辯論，你在邏輯上把他擠到牆角，如果他是一個特別偏執的人，他會跟你死頂。但如果他是會變通的人，他就跟泥鰍一樣滋溜一下逃走了，你攔都攔不住。諸葛亮就是這種人，一個人可以舌戰群儒。
“谘之以計謀而觀其識”，說的是一個人得能拿主意。遇上事你交給他，甭管小事大事，他都能給你拿得出主意。這人要有見識、有計謀、思維體係不但嚴謹而且靈活。
“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是指通過棘手的事情來考察一個人的勇氣。比如告訴一個人出事了，然後觀察他鎮定不鎮定、害怕不害怕。
“醉之以酒而觀其性”，是指通過一起飲酒來觀察一個人酒後的言論及性情。都說酒後吐真言，一個人醉了以後就千奇百怪了，有些人醉了之後找個地方睡覺，不找事，這叫有德，酒後有德才是真有德。有些人醉了之後，就開始鬧事了。比如有些人醉了之後立刻忘了自己也是爹媽生人肉長的，開車滿街跑，開始玩碰碰車，闖紅燈，對眼前的一切視而不見，把別人的車給撞飛了，之後還沒有絲毫愧疚、懼怕之心，連車不下就跑了。
“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是指給予機會，甚至是把重要崗位交付予某人，然後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也就是說，在他有便宜可占的時候，他是占便宜還是不占便宜。
“期之以事而觀其信”，說的是交給一個人做一些事，看看他是否說到做到，是否有始有終。
諸葛亮的識人七法抓住了用人的要義，告訴我們如何透過現象看本質，具有現實意義，但不可能完全符合我們現在的用人標準。按“七觀”去挑人，挑的還是人嗎？就算某個人酒後不亂性，見利不忘其廉，做事有始有終這些都滿足了，那其他的能滿足嗎？我們說雷鋒可能能滿足五、六、七，未必能滿足一、二、三、四，可雷鋒卻是多麼難得啊！
而諸葛亮挑的這個人不僅要有誌向、會機變、有謀略、有勇氣，而且酒後還不能亂性、見便宜還不能占，見利還不能忘其廉。你發現了嗎？這個人沒有任何欲望，也沒有任何情緒，哪怕你把他灌醉了，他都沒情緒，不發脾氣、不胡說八道，也不去那些烏七八糟的場所，但是能力特強。我們可以進行推測，諸葛亮按“七觀”去挑人，他能挑著誰？他隻能克隆一個自己。